川大一帮执著于精神分析的人自称“成都派”。不清楚除此之外是否存在声势浩大的其他派别，若有，何异之有？

成都派的理论基石延续了经典精神分析的语义学倾向，认为言语结构的不同反映了内在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就是有不同的人格基础。霍大同老师要求他的学生对不同的语词像造字那样细细拆散再剖析，并自省说他也会一直坚持这项家庭作业。显然，他们认可这是一条通往理解潜意识的有用捷径。

维特根斯坦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语言哲学家。为了推翻对成都派这种理论的怀疑，我找了他的理论来读。早年，维特根斯坦认为名称与事物一一对应，所名即所指，有具体的确定的对象，因此有具体确定的意义。他用一个名词即对应一个实体的语言特征学来证实自己，但又发现一旦超出名词范畴便无法自圆其说。实际上，在我们对语言的日常使用中，谁也做不到把语词仅仅限制在有名称对象存在的专有名词之内。哲学不是用来制造理想的生活，而应该反映并提升生活的理想。所幸，维特根斯坦是一个批判意识强烈的人，在他的后期思想中，他迅速否定掉早期的观点，力图把语言的意义问题带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去考察，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语言之语意就会在人们的实际使用中呈现出来。

有一种语言哲学研究中的心理主义和本质主义倾向，认为说一句话就要为话中的每个词想像某种东西，这时说话的人一定就是在意指什么。而意指的背后一定有某种物质活动，如果找不到这类所谓的本质，就会认为是某种精神活动。维特根斯坦嘲笑，“凡是在我们的语言暗示有一个实体存在而又没有的地方：我们就想说，有个精神存在。形而上学家进而又会创造出一个精神世界来代替那个找不到的物质存在。”这时，我本想自我推翻掉的怀疑更深了。我们谈论世界，语言的使用形式（非内容）更多是无意识的不加思索，这个过程应该是在语言的心理过程之先或至少同时。“下午我们去打球”和“下午去打球，我们”是否就直接投射了两个不同说话者的内在人格特质？或许，习惯的影响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很多人学了日语后，会不自觉地改变一贯的说话结构，比如“能不能把她的电话给我”，而不是通常人们说的“能不能给我他的电话”。如此，这个在中国境内学了日语的人是否就等于发生了人格本质的改变？

不同情境下同样的语词带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从语境出发动态地观察语言的使用。这是侧重对内容的分析，而非形而下的结构。基于对自己前期理论的批判性分析，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说。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语言比作游戏的比喻。“我将把由语言和动作交织成的语言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不但通过相似性而且还通过差异性来显示我们语言的事实真相”。语言的用法具有实践性和多样性，它又和具体的生活形式、文化风格密切相关，这样一个博大的运用领域，字词本身的结构或语句各成分的排列方式究竟能多大程度地体现其研究的价值呢？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似乎早有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