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精神分析 上
——（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 巴黎七大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学
《引言1》
你好,和你们在一起我非常荣幸，我感谢我的朋友霍大同教授对我的邀请，我同时也非常高兴见到曾经在峨嵋上见到的朋友，那么因此我这次来，是在霍大同教授的邀请下，围绕着关于青少年的问题和大家一起工作。首先我说不知道怎样把“Adolescents”翻译成中文，我希望能够翻译成中文。幸运的是，我经常在欧洲之外做很多讲座，比如在印度，在阿根廷，有时候是在非洲，有时候是在东欧，逐渐的，人们就和我谈到青少年，实际上，青春期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对此有好几个理由：第一个涉及到的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关系的修改；还有就是学习时间的延长；同时大城市的生活，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那么因此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年轻人对他们未来不是完全的确信，同时他们有一个感觉是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因此青年的一代不是很愿意和他们父母亲那一代相同。在一个更一般意义上来说，还有我们精神分析家们对青春期的兴趣的理由；另一个理由是移民潮。也就是说，在大城市里面，父母亲是来自于另一个地区，那么孩子就处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中，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发明一个新的认同。为了概括我刚才所说的，我就要把青春期的问题和认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一个是青春期，另一个是存在于两个事情之间的东西联系，也就是在两个不同的阶段——青年期和成年期，同时是两个选择，男人和女人的选择，有时候是两个文化的选择，他自己存在的文化和外来的文化，或者是城市的文化和农村的文化之间的选择。我相信我们能够对三个概念进行工作：青少年，过渡阶段，认同。
如果还有更多的东西，就是精神分析家做的临床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来源于一个事实：我们和整个家庭有很多的工作。那么我很抱歉，我要在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要讲一下自己的情况：我自己是一个人类学家和精神分析家，我在巴黎的一所大学授课，另一方面我在医院工作，就是在精神病医院工作，始终都是在巴黎附近。在我的精神病院的工作的一个方面，就是和那些非常严重的疯子工作，另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我们在城镇工作，和一些有精神困难的家庭工作。这些精神的困难不是疯狂，而是比如抑郁的问题，吸毒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和这些家庭一起工作，我可以在一个医院的门诊看他们，可以看到两代人，比如说是在一个城镇里面的门诊部，再进一步说，我和其它几个同事发明了一些技术，一些和青少年工作的技术，这些青少年完全在认同中失去了方向，我们和他们做一些个人的谈话和一些游戏，游戏类似于一个戏剧治疗的方法。我将详细的讲，关于一两次戏剧治疗的方法的工作，根据我讨论班的情况，我讲一些临床的例子，就是我所治疗的青少年的例子。这就是第一个定位，我们很多关于青少年的知识，都来自于我们临床的工作，同时也依赖于我们发明的临床的设置。这是一个一般性的介绍，今天的课我想稍微讲一下，青少年的问题在精神分析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历史。
在相当近的时候，人们在整个世界上开始讲青少年的问题。以法国为例，是70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关于青少年的出版物出版，有一个杂志名字叫《青少年期》。在90年代，我们建立了一个关于青少年期研究的研究所，我是所长，有两年的任期。我们说，和弗洛伊德开始做精神分析，其实我们对于青春期感兴趣是很早的，也就是从1900年开始，第一个青春期的著作是1904在美国写出来的。那个时代美国的整合和移民的问题提出来了，移民主要是来自于欧洲，他们怎样整合在美国的社会中？这个问题马上就提出来了。同时这个问题也在某些欧洲的城市中被提出了。在某些欧洲的城市中，主要有好几个不同结构的家庭在一个城市里面生活，比如说维也纳——弗洛伊德的城市，在那里，一些大的资产阶级的家庭诞生了，同时也有一些贵族的家庭处在瓦解的状态中，也有很多移民，很多农民的家庭来到城市，希望找到好运。弗洛伊德的第一批分析者经常都是一些年轻人，都是17－19岁的年轻人，同样的，在那个时代，青年的概念极大的占据了一些作家的思考，这个时候在文学作品中，如同在临床中，我们几乎有同一个术语，同样的问题：第一，这些年轻人不能完全在学校获得知识，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也没有兴趣，但是他们仍然很悲哀，同样的这些年轻人不能够接受他们父母传递给他们的东西，这个时候他们感到他们不属于和他们父母一样相同的共同体，他们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中，这个混乱的概念仍然是现实性的，现在仍然是真实的，是年轻人和他们父母之间的混乱，他们处于混乱是由于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父母的遗产，父母也处在紊乱中，是因为他们无法传递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个术语和概念我们能够在和弗洛伊德同时代的文学中找到它；第二个概念是——爱的激情，这个激情经常是非常的巨大，而且常常是不幸的，这表明这些青少年寻找一个存在的状态；第三个概念是失望，是伴随着暴力的失望，是反对他人的暴力，同时也是反对自己的暴力。三个主要的术语：青春期，过渡阶段（孩子到成人，青年到男人或者女人），认同（我是谁？），它们在弗洛伊德时代被经常的在文学中讲。当时弗洛伊德时代，析家头脑的术语，让分析家主要解决两个临床的问题：一个是症临床中遇到了三个问题：紊乱（孩子和家长都有），激情和暴力。这三个术语是当时精神分析家考虑得最多的问题，这三个主要占据精神分状的问题，一个是行为的问题。行为的问题是这个行为将主体放在一个危险的情况中，如果说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对我们精神分析家来说感兴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况中，但是不是疯了，有一些人非常的疯，但是他们不是处在危险的状态中。所说的是，他们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他们也不感觉到他们被这个世界所接受，他们藐视这个世界，他们可以说他们的父母都是傻瓜，精神分析家也是傻瓜、低能儿。他们实际上没有感到自己被这个世界所接受，这是这样，他们让弗洛伊德时代的精神分析家担忧，直到现在也让我们担忧。我们称之为“被糟糕对待的年轻人”。其中一个方面的行为，就是流浪，鲁迅有一本书叫做《彷徨》。这个时候，在1905年的时候，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针对自杀的年轻人的问题。这个时候，他把一个人有症状，和一个人有危险的行为对立起来，做了一个对比，我将对此作出解释。一个弗洛伊德所作的工作和一个青少年。在讲这个之前，希望大家注意，我不想作一个历史的陈述，而是非常有现实性的，到现在仍然存在。因为这个例子也连接着过渡期和认同。
弗洛伊德接待了一个年轻的姑娘，这个姑娘让她的父亲感到很恐惧，同时也很愤怒。这个姑娘当时有了一个习惯，就是和一个比她年长的妇女一起散步，而这个妇女当时名身臭名昭著，因为她卖淫。这个时候这个姑娘给人的感觉是她非常的爱这个妇女，弗洛伊德写到，年轻姑娘对这个妇女的行为如同对自己的未婚夫一样，也就是这个妇女让这个姑娘追求她。而父亲感到非常的可怕和愤怒，母亲感到没有什么。真正感到兴趣的是，做这个关系是要让人们看到，年轻的姑娘和这个妇女的联系，没有任何的私密性，她们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给大家看。为什么做一个行为是给公众看？问题是她们是显示给谁看的？是向谁做的？实际上青春期很多的事情是隐秘的，人们希望在别人的目光中得到一个回应，他们寻找着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小伙子还是姑娘。我们说，这个年轻的姑娘在上演着被爱的女人的戏剧，我们看到这个差别，是她爱一个女人，而这是真的，这个情感是爱的情感，这个状态是一个爱的状态，她处在一个激情的状态中。重要的问题是，不是她在激情中，而是她显示出她在激情中，她激情的状态是显现在他人的目光中，她充满爱是在他人的目光中充满爱的。更为准确的句子，她要显示出一个被爱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她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自己的激情中认同了这个妇女，在自己的激情中，她创造了一个被爱的女人。这个就是她显示的：你看，这里有一个被爱的女人。这个时候她制造了一个认同，同时发生了两个事情：爱的女人和被爱的女人。显然的，女士也是如此，无意识的，我们可以把认同投射过去，而认同的这个方面我们称之为“理想”。激情的位置，是一个理想的爱，必须理解，是她自己的某一个部分，她爱这个女士。也许我们可以说，如同法国分析家所说的，这个女士是她理想的镜子。大家知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我们理想的镜子的时候，这个关系将被第三者认识到。这个孩子需要一个镜子，是需要知道他在哪里；一个青少年需要一面镜子，是为了知道他将到哪里去。到现在为止，我们也经常能观察到，一些年轻的姑娘，她们觉得自己不怎么样，于是就爱上一个比自己年长的女友。因此我们能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时刻，第一个是主体和镜子的关系；第二个是主体和理想的镜子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是对能够证明第二个时刻的人的寻找。正是这三个时刻，能使我们说，青少年面对一个激情。我马上要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仍然是现实的、当代的问题：这三个时刻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下面就是回答。
当时弗洛伊德照料的姑娘和很多年轻的姑娘，甚至和很多小伙子一样，她们不能忍受自己的形象，于是她们寻找着另一个形象，也就是说实际的镜子和理想的镜子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他不能够被爱，但是他能够爱彼者，这是很重要的。你们看到，这三个时刻不能够简单的分割开，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为了解释这三个时刻，我将首先解释第一个时刻，怎样从第一个时刻转到第二个时刻。如果它进行得很好，就没有问题，也就是不会来看分析家，我也无话可说，我讲的是青春期提出的问题，是在第一个时刻和第二个时刻之间提出的问题。
问题就是说：在己身形象和理想形象之间，存在太大的差异。那么我增加某一个东西：如果这两个时刻的问题越严重，就越需要另一个人来确认它们的关系。如果当你们以后成为分析家的时候，你们面对一个少女或者少男，她向所有人显示，她对一个女人非常的爱，你们如果愿意治疗她的话，你的第一个忧虑，要有一个理解，即这个姑娘对自己有一个怎样的理解。这些少男少女们，他们不会首先告诉你自己的事情，而是会告诉你他们的理想，爱的理想。他们在讲爱的理想的时候，可能是世界头号网球选手，也又可能是著名的演员，是任何可能理想化的人物。在讲自己之前，他们都要讲自己的理想，对此我们要非常注意，在他们讲自己理想的时候，他会说“我是非常非常的爱”或者“他是多么多么的漂亮”，你会看到，他觉得自己很丑。而我们知道，他们看起来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要注意，放在前面的爱的后面，总是有一部分的紊乱。这样一种混乱，第一个意味着的就是兴趣的丧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弗洛伊德照料的年轻的姑娘，她除了对这个女士做事以外，对其它事情丧失了兴趣。另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青少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这个对身体过分的关注引起他们睡眠的障碍，因为这个人让他们非常的兴奋，或者是一个对自己身体进攻性的行为，他们虐待自己的身体。这些是指示着在第一个时刻和第二个时刻之间混乱的符号。
这两个时刻的差距越大，这个被看到的需要就越强烈，因此我现在强调的是，前两个时刻和第三个时刻之间的关系。越是第一个时刻和第二个时刻差距越大，那么对一个证人来证实的需要就越强烈。回到弗洛伊德介绍的临床，这个年轻的姑娘因为自己的理想而充满着激情，这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要自己的父亲看到。发生了什么呢？有一天，这个年轻的姑娘充满爱的
问：你讲的三个时刻和拉康1977－1978的三个时刻是不是相关的？如果是相关，是什么关系？如果不相关，有哪里不一样？
我的时刻和拉康的时刻显然是有关系的，拉康的三个时刻当时说，第一个时刻是看，第二个是知道，第三个时刻是结论，而现在我这个时间还没有涉及到结论的时间。拉康不是说三个时刻，而是使用了三个术语。在我的三个时刻中，这个主体是被冻结了的，他始终被同样一个形象所捕获，在拉康的三个时刻中，这个主体没有被完全冻结，所以他才有时间去做结论。
我将在稍后来谈，青春期和时间的关系。
问：你刚才讲到弗洛伊德的例子，你强调了爱是认同和理想的问题，我想知道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比如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是不是也有认同？
没有任何的理由来怀疑存在着爱。仅仅是说什么是爱，这是对精神分析家来说是很困难的问题，因此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回答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很多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你说这个年轻的姑娘和这个夫人是同性的，表面上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精神的场景的话，年轻的姑娘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性化了的主体，从精神的场景来看的话，这不是两个女人的故事，而是一个主体不知道什么是女人，另一个主体把所有女人的特征都投射上去的，是这两个主体的故事。这个女士是全部，是这个世界中全部女性的特征，年轻的姑娘成为女人是在这个女士在场的情况下的。不是某一些来自于母亲那里的东西使她成为女人。这个关系更类似于一个同性恋的关系。经常的，在一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年纪大的妇女之间，这个妇女代表了所有女性的特征，这个妇女是一个镜子，而不是一个客体；对于小伙子来说，有一个依赖的联系。对这个小伙子来说，另一个小伙子是不害怕死亡的一个人。如果我们真正有一个爱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再也不是青少年。对于青少年期来说，更多是一个激情和死亡，也许人们刚开始爱的时候，人们经常这样，如果我们没有开始爱，我们从来没有成为青少年，也许到了老的时候，我们才成功成为青少年。
问：你刚才说的，是一个客体和镜像的区别，但是我觉得还不完全，因为有的时候并不这么明显。
关于后面你谈年轻的姑娘爱父亲，这个关系不一样。我强调的是镜子里面反照出了我的理想，而爱的客体和我是有区分的，镜子表达的是同一性的关系，而爱的客体表达的是一个差异性的关系。
（霍大同）对你来说什么叫爱？比如我们可以说，孩子爱他的玩具，爱他的小老鼠。男孩子爱母亲和女孩子爱父亲，和我们所说的性爱，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拉康的镜像的概念，他爱的镜像，是一个同一性的，弗洛伊德和拉康强调的性爱，是有差异性的。所以当你使用爱的定义时，精神分析的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使用是不一样的。
明天我将继续讨论这个题目。因为一个女孩有一个想诱惑父亲的愿望，不是从青春期开始的，而是从俄狄浦斯期就开始了。实际上你的问题很有意思，你想说的是，俄狄浦斯期和青春期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在俄狄浦斯期的时候，孩子爱是为了保持这个爱，而青春期的爱是为了有一个变化。在青春期的时候，青少年的爱并不完全朝向自己的父母，正是这样，有一些父母不能很好的承受孩子进入了青春期。
问：好像小孩想把镜像抓过来，这两点有什么差别？
抓到母亲的东西，和一些没有抓到的东西，这个距离就称之为“认同化”，不然我们就和镜像粘结在一起的，是语言允许了这个差别。
当然是很困难接受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不是全部的接受。
问：理想的镜子和理想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幼儿期的第一次认同在哪里呢？
当然这个是和身体的形象是有关的，我们工作的重要一部分是，身体的某些部分始终不能在镜子中找到，而且当我们看镜子的时候，始终有一个第三者存在于主体和镜子之间，青春期的时候是主体不能在镜子当中认识自己的时刻。在早期、童年期，语言给了我们身体描述的词汇，但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这些词行不通了。对于少男少女来说，问题是这个镜子不在那里了。正是这样，很多青少年不能接受自己拥有的身体，而把另一个人的身体当成理想来接受。
幼儿期的认同在那里，但是它不够了。他相对于彼者来说，他知道他是活着的，他的童年期的认同是活着的，但是不够了。
问：是不是意味着有第二次认同呢？
当然是。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分析家接待青少年？我并不是专门为青少年分析家来谈这个青春期的问题的，我同样接受儿童和成人，还没有专门接受青春期的分工。青春期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儿童的分析和成人的分析。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我们总是接见的是整个家庭，我们甚至会看到爷爷奶奶，这个时候这些父母会谈，他们会想象这个孩子会成为什么样子，或者完全不想；而在成人的分析来说，他们会谈到自己的青春期的经历，所以对青春期的理解是对临床是有帮助的。
我们在一起工作，我提供一些信息，关于一些青春期精神分析的设置，还有戏剧性的治疗，发生在门诊部和医院，这些信息的提供我希望能够允许所有的分析家在和不同年龄的人工作的时候，也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倾听他们自由联想的可能性。
问：青少年分析和儿童精神分析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能够现在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几天就是在讨论这个，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不是有儿童、青少年、成人的三个精神分析，而是只有一个精神分析，这是针对无意识主体的精神分析，也许我们有儿童的精神病学，青少年精神病学和成人的精神病学，但是对精神分析而言，精神分析只有一个。我们和儿童一起工作能够使我们明白在成人工作中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而通过和青少年工作，我们将理解一个主体曾经经历的，或者一个儿童将要经历过渡的问题：从儿童过渡成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这个过渡中将发生的事情。
问：青少年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会不会持续到成年？
当然是。
问：是不是说青少年的问题更多是当下，而不像成人一样要追溯到以前？
我们不能够这样说：青少年的问题只是在当下；只能说青少年的问题显示了一个新的形式。
今天我想讲一些精神分析家们开始和青少年开始工作的一些社会条件的历史因素。根据昨天提出的问题和我能够回答的情况，使我的观点变得更加清楚：精神分析家和青少年一起工作是和精神分析诞生是同时的。根据昨天的讨论，有不少人对理论很感兴趣，今天我们会涉及到一些理论，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论，因为有些理论的问题不是马上能遇到。昨天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因素，比如大家能够理解，青少年是重新考虑俄狄浦斯期提出的问题，重新思考俄狄浦斯期提出的问题。你们知道这两个词有一些差别：“同一化（认同）”和“同一性”。那么我们昨天讨论了在青少年期，相对于理想来说，它有一个变化，涉及到这样一个相对于理想的变化来说，我们有9到10次的课程，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早上有两个概念是需要定义的，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青少年期。
对于青春期来说，我们定义说是一个身体的修改；对于青少年期来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心理的反映。也就是说，反映是说，青春期修改了自己的同一性。所谓青春期修改了主体的同一性，因为身体也成为了他生命的源泉。也就是和父母亲的竞争发生了一个真正的变化，姑娘可以有一个孩子，小伙子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要一个孩子是一个梦，但不仅仅是梦了，它变成了一个可能性。这个时候，青少年就更进一步的登陆在代的链条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一个小伙子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他会意识到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儿子，是他爷爷的儿子。也就是说，当这个小伙子想象成为父亲，实际上他也可能成为父亲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父亲看成是父亲又是儿子，也可能将他的爷爷看成既是儿子又是父亲。作为一个孩子的历史来说，他是自己父母亲关系的历史，但是当他进入青春期以后，他的历史就是若干代的历史，他有和他祖先的关系。在所有的社会中，尤其是我在那里研究和生活的非洲，那里就有一个仪式，当青少年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们就与自己的祖先相遇，这个时候，这个小伙子他具有的姓，不仅仅是他爸爸的姓，而是他父系的序列。中国的作家巴金的书《家》，在这里，这个序列是清楚的。我们能够说，这个是人类学，对于精神分析家来说，我将讲另外的事情。
我的问题是这个：是什么东西从一个代传递到另一个代。人类学家说这是财富的传递，姓的传递，习惯的传递，传递的是亲子的规则，亲属的规则和婚姻的规则。通过这个，精神分析家说，传递的是一个禁忌和性欲。在这个上面，精神分析家带来了新的东西。这个时候，精神分析家认为青少年要思考他的起源，他的性的起源，他会问，他是怎样的一个性活动的结果？怎样的一个性的活动使他成为这样活动的一个结果？在俄狄浦斯期的时候，他会发明一个关于他起源的理论，这个理论被弗洛伊德命名为童年的性的理论。在弗洛伊德对于达芬奇的研究中，他说孩子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死了以后我到哪里去？今天我想指出的是，这两个问题怎样在青少年期的时候发生了变化。
我们能够看到，这两个基本的问题概括了我们所有的主体从生到死的所有的范围。在这两个问题之间，就是人的存在。有意思的是，在青少年期的时候，这两个问题就打开了。也就是说，孩子从哪里来也就变成了——父母从哪里来？这就是从儿童到青少年的过渡。另一个问题也将打开，就变成了——谁是我的祖先？我们将看到孩子的回答和他变成青少年以后的回答。
我想对大家说的，首先是对所有的人，尤其是对接待青少年的人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必须的：这个过渡应该被概括出来。对于一个和孩子的工作来说，最初的两个问题是必须的，而和青少年的工作中，第二个维度的问题、过渡的问题必须是有的。我命名，生的问题是A，死的问题是B，下面分别是 A’和B’。我利用三个表达来表达这个“打开”。我们能够看到，A是包含在 A’之中的，B是包含在B’之中的，但是这个还不足够。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个从A到B的过程，那么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是非常复杂的。对青少年来说就变成了螺旋的旋转。也就是对孩子来说，他会想，我将会如同爸爸和妈妈一样；而对于青少年来说，是在他死了以后，他会成为一个祖先。因此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的父母成为孩子，也成为祖先，而我也可以成为父母，成为祖先。这个时候我和我父母亲的关系，不仅仅是有一种生物学的联系，也不仅仅是我有父母亲的一些特征，也不是我有父母亲的一些症状，而是我们都要成为祖先，成为祖先链条中的一份子。当然，对我们父母的看法来说，他有他的面容和性格，他们有他们具体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沿着代的链条向前追溯，我们就会看到，越追溯得远，祖先的特征就越来越模糊，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名字。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A’和B’的问题就是建立在一起的，这两个问题就联系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既是文化的，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也是真实的，也是真相。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当心，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祖先的问题了。对于那些早上因为太冷而没有睡醒的人来说，现在就必须醒过来了。我们将通过一个序列而继续向前走。
对于祖先的序列来说，我们可以命名爷爷或者奶奶，这是孩子做的事情，而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他就能进一步理解，我爷爷的父亲，我奶奶的母亲等，然后是接着追溯上去，好多代之前。到某一个时刻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祖宗，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和我们是否是类似的，正是在这个地方，神话就在那里，构成了我们记忆的内容。比如我的家庭可以追溯到2或者3世纪以前，某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同时有些家庭也可能在历史中找到了自己的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姓就具有的历史的重量。这是青少年将要做的事情——相对于祖宗我将要做的事情。这时他讲到了爷爷、祖祖，实际上他讲的是自己的姓。当我们和一个少男或者少女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听到他讲的爷爷奶奶的故事，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他实际上讲的是自己姓氏的故事。也就是说，从A’那里B’那里来说，是：我所具有的姓氏从哪里来的？这个姓氏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我们可以请一个孩子把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画出来，但是我们不能让青少年将自己的姓氏画出来，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姓氏传递了什么？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三个水平，就是说，存在着一个时刻，把独特性和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时刻。也就是说，在我和彼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共同的地方，而这个问题仍然是在祖宗的水平上被提出来的。也许我们说，第一个水平是，孩子会讲爸爸妈妈是怎样相遇的，是两个家庭的相遇，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包办的；第二个水平是，我的祖宗在一起，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第三个水平是，我和彼者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尽管我们有共同的祖宗，这个时候我们处在话语的水平。因为什么我的祖宗是普遍性的，在这个水平上说，不是具体的人，也不是，，，而是言说的法则。问题就变成了，人类的语言是怎样在世界上出现的，而这个问题是青少年提出的，这不意味着他自己听到了，有时候他是听不到的。越是时代充满暴力，这个问题就越少听到；越是祖先处在战争中，这个问题就越少听到。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讨论青春期的问题。
我们可以概括，有三个水平，第一个是双亲，第二个是姓氏，第三个是话语。所有的问题都交织在青春期的青少年身上。那么我选一个例子，是我在非洲工作的例子。在一个国际组织的请求下，我照顾着一些青少年，这些青少年经历了一些恐怖战争的青少年，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在8岁或者10岁的时候就成了娃娃兵。这个时候我和我一些非洲的同事就发明了一个治疗的结构，以便听到他们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工作在刚果，那里一直处在战争中。这个时候这些孩子变成了青少年，他们和我说话有一些障碍，因为我太是一个外国人了。刚开始，我认为他们很难和我讲，因为我对他们很陌生，他的父母亲可能被砍头，但是他们却很容易和我讲，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祖宗。他们更容易的和一个外国人一起把这些混乱的线索清理好，之所以是这样，当然是有我们倾听的耳朵，同时是我的祖宗没有处在战争中，我的姓氏也没有处在战争中。我认为这样一个事实更容易的和一个人讲，而这个人的姓氏和自己的姓氏没有处在战争中，更说明了第三个水平的事情。由于开始他很容易和一个外国人、一个没有处在战争中的人讲了他自己姓氏的历史和他双亲的历史，如果他更容易的讲，他就讲自己姓氏的历史和自己双亲的历史。这样一个例子也许允许我们能够理解，一个精神分析家和一个青少年工作的情况。
首先，一个青少年有一个转移，把我们精神分析家看成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接下来他要转到自己的姓氏上，他们会用自己的姓氏来做梦。我的姓氏是Dou vi lle，如同你们一样，我也将自己的姓氏解构。Dou是从哪里来的意思，也有温柔的意思，vi－vie是生命的意思，ville则是城市的意思。一个少年给我说了一个梦：我不知道我在哪个城市？他不断的做这个梦，我告诉他，你就是在这个“Dou（杜）市”，他听到以后，觉得稍微好点了。当他有了这个观念以后，就利用了暑假的时间旅游了所有法国的城市——他是一个音乐家，背着吉他到处旅游。每到一个城市，他就给我寄一个明信片，等他回来以后，我就给他看他给我的明信片，他开始给我讲他的历史：他是犹太人，为了不被迫害，他的父母亲改变了自己的姓氏，为了逃避迫害，他的父母也不断的转移城市。这是一个关于姓氏的转移，一当这个转移建立以后，这个关于自己父母亲的口子，就打开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少年对我充满了愤怒，因为我的声音很像他父亲的声音，直到某一个时刻，他对我说，他不能忍受的声音其实是自己的声音。现在我回到一个更抽象的问题上：一个青少年将在三个水平对你讲。当青少年对你讲的时候，你的目光，身体的动，你的说话，你的眼神，都能够唤起他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当我看到你身体动的时候，我觉得像我的父亲，我很讨厌；或者，当我看到你身体动的时候，我觉得像我的父亲，我觉得非常的满意。作为具体的分析家来说，你任何的活动都将引起他的反应。这个时候同时，也许，他也会有这个关于姓氏的转移。刚才的例子中，在意识的言说中，他可能会说：你让我难以忍受，或者是你如何的漂亮等等，他会有这些反应。在第二个层面中，他已经和我的姓氏有一个工作，在梦中已经呈现出来了，也就是说梦先走了一步，总是在梦中先呈现出来以后，然后再在话语中呈现出来。不能够把三个水平和三个时刻混淆在一起，它们是同时发生的，他会说，你怎样成为一个话语的存在。关于这个问题——凭什么你作为一个话语的存在，这个时候，青少年会用一个精神病的方式来证明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晚来5分钟，或者和自己分析时间不一样的时间来敲门。他为了证明，你是否有给予话语的高度、厚度？实际上是对一个信任感的证实：精神分析是怎样构成的？精神分析结构是，我们给他说一个基本的规则：说出到达你脑海里面的所有东西，不要阻碍它，而当你在约定时间来的时候，我们分析家始终在那里等你，我也不认为所有的分析都需要分析者躺在躺椅上，很多青少年他们希望面对面的或者有一个斜角的设置。基本的规则类似于一个游戏的规则，如同打麻将一样，我们需要一个规则。比这个游戏的规则更远一些，包含着，我（分析家）始终在那里，是一个基本的话语，让我们（分析家）始终在场，言说始终使话语在位，同时也是使话语的法则始终在位，同时也是一个话语创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分享，一方面是没有条件的，一方面是分享的。一个治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精神分析的规则被概括或者被听到。这是很简单的，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设置，有一个基本的规则，比如在峨眉山的时候。在峨眉山的时候，很多分析家都不希望说自己的分析室是怎样设置的，但是很多中国的分析家不断的问这个问题，但是欧洲的分析家不愿意说出来，如同人们叫他们把衣服脱掉。我觉得设置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欧洲的分析室和霍大同的设置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还是有一些差别？那么我的设置是，有一个大的沙发床，上面有一张非洲的毯子，同时我有一张很古老的椅子，奇怪的是，当从峨眉山回去以后，我发现这张椅子坐起来不舒服了，于是我就换了一张新的，有意思的是当它被送到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中国产的，我坐上以后发现很舒服。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东西是共同的？在某种程度上，青少年非常的理解精神分析，他知道精神分析提供了一个话语的可能性。
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孩子从哪里来？于是打开一个存在，通过打开这个问题以后，变成了双亲从哪里来？我们讲一下这个过渡。青少年同时也思考两个东西，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他思考自己的出生和自己的死亡，他双亲的生和双亲的死。他不仅仅思考这个出生，他还思考起源；他不仅仅思考这个死亡，他还要思考命运，接下来他要思考这个话语的起源。如果他能够和彼者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关系，是因为他思考了他以前的每一代，而每一代对于话语都是有责任的，这里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比如：话语的法则是宇宙的法则。我想，在中国大家对此应该很清楚。我个人对道教神仙不朽的事情认为，是话语的不朽性，是人类的仙化。类似当我们在谈论东南西北的方位的时候，也是一个话语的方位。话语的方向联系到的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方面，那些伟大的哲学的传统都是通过对话或者讲授提出来的。这一点我们能够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还有孔子身上看到。青少年提出的问题就是：话语是什么？为什么话语如此的重要？我现在说一点结论，同时也作为明天的开场白：今天上午我讲的，既是以人类学家又是以一个精神分析家的身份来讲的，也许你们会有一个映像，先生讲了一个在全世界一样的，永恒的青少年的形象，这是真的也是假的。刚才我是描述了青少年的元心理学，但是这并不是像云一样不可以捉摸。为什么？存在着一些时刻，话语没有从一个代到另一代的传递，因为有一些时刻是一个暴力的时刻，影响了话语的传递。这些时刻就是一个不接待青少年的时刻，这些时刻也是青少年被抛弃的时刻，而这些时刻也提出了青少年的问题。昨天我讲到了鲁迅，刚才我说的正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出的问题：他说的是，我们处在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要将孩子吃掉。《狂人日记》是我和我的一个学生对此做了很多研究的书，幸运的是是书在旅行，而不仅仅是人来旅行。
在一个青少年被抛弃的世界中，意味着三个系统处了问题，一个是治疗的系统，第二个是教育的系统，第三个是法律的系统。弗洛伊德说，这是三个不可能的职业。正是学校，医院和法庭发生了变化，青少年的问题被提出来了。这是今天的结论，明天我们工作第二阶的问题——青少年的问题。明天的讨论我给一个题目是《性和死亡》。从今天开始，我每一次的演讲都有一个题目，从后天开始，我在开始讲的时候都会给出题目，那么今天和昨天的题目是《引言》。
问：刚才先生说一些青少年对分析家的质疑，比如一个分析家不能支撑一个分析者话语的时候，他怎么办？当分析者对分析家失去信任的时候，他该怎么办？
困难是，一个精神分析家在一个公共的场合讲精神分析，有两个困难：如果假设他将讲的公众完全不知道精神分析，这些人将完全不能理解；假设一个精神分析家面对精神分析，同时里面有一些人知道精神分析，而这时这些知道或者正在做精神分析的人会认为精神分析家在讲他们自己的精神分析，他们会认为这个分析家在利用这个场合在讲他们自己的分析。感谢这个问题，这使我在一个一般性的框架中来讲这个问题，我能够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显然的，这涉及到的是，这是一个转移的问题。在某一个转移的时刻，差不多很多分析者都会认为，他的分析家不是一个真正的分析家，当然，肯定有一些好的分析家，有一些差的分析家，但是我到这里不是为了说谁是好的谁是坏的。这类似孩子小时候会认为自己的父母亲不是真正的父母亲，不管这个分析家是真的还是不是，在分析的某一个时刻，他都会听到分析者对他说：你不是一个真正分析家。因为这是和治疗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转移，这个转移是童年期孩子认为父母亲不是自己真正父母亲这个看法的转移，同时我们也认为这个家庭不是自己真正的家庭。在这个时候，分析者对于分析家充满着愤怒，在这样一个时刻中，显然不会禁止他换一个分析家，当他在每一个分析家那里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会发现，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青少年证实这个分析家是否是真正的分析家的问题上。首先是，我们要坚持这个设置。一当时间和付费的规则设定以后，我们就要维持这个设置，不要忘记了，这个设置是一个基本的规则。对于这个设置来说，是非常具体的，如果一个青少年在一个约定的时间两三次都没有来，那么我们可能写一封信或者电话，问下他为什么不来。同时我认为青少年不应该躺在沙发床上，他需要一面镜子，他们的治疗有时也是非常快的。我对今天讲的内容看，这对青少年的治疗是必不可少的。当我说分析家作为分析家在场，就是说，分析家在那里不是作为一个法官，也不是作为一个教育者，当然，如果青少年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势下，我们必须干预，告诉他，生命是珍贵的。
问：青少年在追溯祖先的起源的时候，先生讲到了神话，可不可以多讲一下神话的意义？
神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在文化意义上的神话，它讲述世界和精神的起源，动物的起源，人的起源。这种文化意义上的神话是意味着存在着一些时刻，人类知道了自己是要死的，这个时候他们发明了法律。我可以说，在死亡发现的时刻，法律、衣服、面具的发明，都是一起的。同样也是一个男人转换成女人，和一个女人转换成一个男人的不可能性。一般意义上的神话，说的是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然后话语以及性别化。那个时候人类处在一个死亡和不死之间，死是指我们的存在本身是要死亡的，不死是我们话语的法则，它的存在是不朽的。人是要死的，话语的责任性是不朽的。这是文化意义上的神话学。
在这个之后，人们会解释，这个文化的神话怎样从一个政治的组织中解放出来的。把一个神话学和一个政治组织联系起来可能是一个士大夫的工作，这样一个把神话学和政治组织连接的方式，可以理解为智慧。这是神话学的第一个意义，它同时解释了死与不死。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完全是被神话学覆盖的。如果这个世界被神话覆盖，人们就有一个感觉，这个认同会从一代代传递下去。而这不是近代人生活的条件。政治、经济、战争，使我们近代的社会再也不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但是不是没有传统了，仍然还有传统。每一个世代都会发明一个和这个传统的关系，而每一个世代发明的关系相对于过去的世代和未来的世代来说都是不同的。这个时候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每一代的发明和传统的关系中，哪一部分是没有变化的，哪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去碰的？在这些变化中，有一个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死亡的仪式。剩下的都是可变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讲得很慢。
现在是精神分析家称为的“个人的神话”。我已经显示出来了，这是在青少年期发生的事情，这也是我在青少年研究所的定向工作内容，我们叫做“个人的神话”。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发明自己的神话，他讲述他家族的历史，讲述自己世系的历史。个人的神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对于我们接受我们的性别和我们“可死性”是非常有用的。我把弗洛伊德的术语安排成一个系列，弗洛伊德的术语是“幼儿期性欲理论”，然后是“家庭的小说”，讲到少年创造的神话，是我们昨天回答的问题——青少年要重新考虑俄狄浦斯阶段的问题，我想说，青少年期的性是重新考虑幼年期性。很简约的说，对于一个幼年期的理论，是一系列孩子的故事，以便回答为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他不仅仅是一个身体，还是一个精神。可以说，幼年性欲的理论表达的是孩子怎样从另一个身体中出来。而这个时候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再也不能利用原来的理论来解释他为什么有一个小伙子或者姑娘的身体，他必须发明一些关于性欲的东西。
对于孩子来说，是幼儿期的性欲理论，还有家庭的小说；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性欲的理由，对应到的是性欲的理论，还有个人的神话，对应到的是家庭的小说。对于家庭的小说，孩子在某一个阶段会想，这个父母不是真正的父母，他不属于这个家。对于一个个人的神话来说，青少年放弃了家庭的神话，他创造了一个和祖宗的同一性，这是在他和父母的同一性之上的。
我们能够看到，今天我所说的和昨天我说的连续性。昨天我们讲了弗洛伊德当时遇到的一个少女，当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当我读到弗洛伊德的报告的时候，我发现这正是我们当代遇到的情况。很多少男少女没有成功的发明个人的神话，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如同弗洛伊德遇到的这个少女一样，把另一个人当成自己的理想。这样一个涉及到理想的激情，它来自于一个认同和同一性的构造的地点出发的。整个我的讨论班，是描述这样一个曲线的过程，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每一次我都要强调它们连接的例子。
问：很多孩子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那么爷爷奶奶在传递的过程中处于什么位置呢？
首先，有好几个注释：我不认为我讲的仅仅涉及到西方的情况，当然是你们让我学得了很多中国家庭的事情。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当时是很好的人，但是他们不是中国人。但是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可以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我们讲父亲母亲，实际上我们讲了两个东西：我们讲了爸爸妈妈，同时我们也说第一个彼者——母亲，对于父亲来说，我们说，这是第一个分裂的机制。在大部分的文化中，第一个彼者是母亲，但是第一个分裂的机制，并不一定是父亲，爷爷奶奶也有一个制度性的作用。由传统所规定的这样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自动的角色。对于理解一个中国、日本或者法国的家庭，主体在他精神世界中，和他父母，祖辈的关系，是我们无法预期的，必须要一个一个的理解。我能够说的是，必须的是，要有第一个彼者和第一个分裂者。
问：在癔症和妄想狂中，都有一个同一性的问题——我是谁？请具体解释下。
同一性的人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同一性作为一个构造的时刻，这不是一个自然的材料。我想整个我们早上说的就是这样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和自己的同一性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和自己的认同有问题，那就是妄想狂，或者就是非常非常的抑郁的。我想说的是，青少年期是一个对同一性构造特殊的时刻。我们所有的图示都是同一性构造的图示。当然，病理学使我们对于同一性带给我们更多的理解性，我们在那里找到更多的锚点。对于一个精神病来说，不是一个我是男人或者女人的问题，而是，我是活着还是死亡？对于神经症来说，是，我是男人还是女人？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我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成为一个活着的男人或者女人？这个时候给了癔症一个躯体，给了认同于彼者欲望的机会，而这个欲望始终是没有被满足的，因为它始终是彼者的欲望。
问：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个案，就是，青少年一下就转变成成人，马上结婚生子。
没有，在我的临床中没有这个问题。问题是，早婚是否能在现代社会中流行。如果你有一天到欧洲，你会遇到这种问题，人们会问，是否我在14、15岁的时候结婚。
《性欲与死亡》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真正进入关于青少年和性的主题。我想，昨天有一位先生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法国、中国、以及世界各地，都有一个现象，就是青春期以后，人们就考虑结婚的问题。一般说来，在青春期和所谓青春期和青年期结束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当青春期到来，身体发生变化，和后来人们说，青春期结束了，中间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在法国，18岁就有了选举权，16岁就可以结婚，但是一般说来，结婚的人一般是25或者26岁。再问一个问题：多少岁算一个成人？作为我们这些临床学家来说，这样一个青少年期，我们有时接待的人都已经21或者22岁，我们仍然把他当成青少年。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哪个年龄我们是足够的成熟，为了养活孩子来说？法律来说，20岁可以结婚，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在20岁的时候就有了成为父母的能力。肯定的是，有一个社会的要求，要求像成人那样，有一个话语和请求。正是在这个社会的请求和要求提出来的时候，如果主体的精神结构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就会带来症状。比如在我的临床中就会遇到，一个小伙子22、23岁，当人们告诉他必须离开父母时，他完全是一个小孩的反应。姑娘或者小伙子离开父母的家在法国是差别很大，10年前是20岁，现在是25或者26岁。那个时候我离开父母到学生宿舍住的时候是17岁，而现在学生宿舍不是很多，于是很多人还是住在父母的家中。
现在我要讲得抽象一点，在社会告诉青少年离开父母时，青少年的症状真正爆发出来了。（霍大同：中国的大学要求学生全部都住校）这个样子帮助我理解为什么这样多学生宿舍在学校门口，我原来以为校园就是和城市一样的。我有一个定义：青少年期不是青春期，而青少年期是对青春期的精神的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同时也是由社会所引起的。也许是在一个人离开他的孩子的位置的时候，他理解这个青少年期。昨天我们说了要讲这个过渡：也就是从“孩子从哪里来？”转到“双亲从哪里来？”。什么是孩子呢？孩子就是拥有所有东西的人：父母的爱，所有的照料，都是属于他的。这是正常的，所谓正常，是到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是正常的。正是这样，在英国和法国，人们把孩子当成国王，在中国我也会听到，孩子是国王。孩子这个时候拥有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进入债务是毫无兴趣的。这个债务的概念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神经症的孩子来说，他之所以变成神经症，是因为他开始担心，他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欲望。孩子被派送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治疗他的父母亲。
昨天有一个个案的讨论，是关于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始终有一个担心：他被安放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为了解除父母亲的抑郁。所有的神经症的孩子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此是为了满足父母亲的欲望，这是进入同一性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定位，确定他自己在父母亲欲望中位置的方式。孩子需要确定他相对于父母亲欲望的位置，以避免自己感到孤独。一方面，这个孩子有一种获得所有东西的相信，和一种觉得自己孤零零的感觉始终是相连的。于是，孩子最初的害怕是孤独的害怕。在2004年峨眉山的时候，一个中国的发言者介绍了一个关于漆黑夜晚欲望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害怕。正是这样一个对黑暗、孤独的担心，使孩子产生恐惧，这个时候他产生对动物的焦虑，对同一种动物的害怕，同时他也是产生相同的恶梦。比如说昨天有人谈到，是一个小伙子，他总是用胶泥在做保护性的动物，吉祥的动物等等。我强调，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孩子对于孤独的害怕，我们就不能理解青少年期，对于这一点我要花一些时间来证明它。
对于接待孩子的精神分析家来说，让孩子讲他的孤独和恶梦是非常重要的。相对于孩子来说，这些青少年不仅仅要考虑他应该获得的和他应该付出的，也就是他要考虑这个债务的问题。他的这些同伴就不仅仅他游戏的伙伴，而是他要发明一些规则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伙伴，也就是说这些伙伴是一些社会性的伙伴。这个时候他必须回答一些社会的苛求，而对此的回答要求一个力比多的升华。这比较的复杂，我要画一个小小的图示。有三个术语，一个是童年期，一个是潜伏期，一个是青少年期。我们有一个区分，但是不意味着是完全区分的，在我们身上，这三个东西都在。箭头表示了一个转换，但是它们仍然停留在那里。在童年期的时候，孩子是一个部分的补充，也就是他自己要满足父母的欲望，他觉得他自己是父母的一个客体。孩子作为父母的补充，他也同样认同于“是父母欲望的客体”。正是这样我们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认同，因为刚开始我们的面容是母亲的样子，她是第一面镜子。对于比如非常抑郁的母亲，她没有办法照顾她的孩子，当孩子稍微长大以后，他会画出一个大眼睛的母亲的形象，或者做胶泥，做出一个大眼睛的母亲。我遇到一个个案，这个少年很有进攻性，他在家里乱砸东西，人们也对他说，他很优秀，但是这些话没有触及到他本身的问题。这个时候让他做胶泥，他做了一个小小的脑袋，有很大的洞——就是眼睛，给我的映像是，他要将这个镜像砸碎。我想说的是，童年期所有的裂缝都将被带到青春期。
潜伏期是一个分裂的时期——我们有好几个分裂的时期，这个时候孩子遇到一个孤独的问题。孩子遇到了孤独是说，他再也不是父母亲的一部分，那么他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这个时候，因为这样一种孤独，他就会发明一些其它的对手，和他父母亲不一样的伙伴。这样一个发明他是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的：一个道路是症状，另一个是想象的产物——幻想。在症状的层面是恐惧症。昨天我讲了，关于恐惧症我们一会再讲，而关于幻想的产物就是“家庭的小说”——弗洛伊德所说的。关于恐惧症和家庭的小说来说，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必须为了产生这两个东西，孩子就必须产生认同于父母亲关于他未来的话语。如果孩子仅仅认同于父母的身体，他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成为精神分裂，而当他认同于父母的抑郁，就有可能成为忧郁的孩子。抑郁是一个存在着的忧伤，是我们感到自己存在的忧伤；而忧郁是感到自己不存在。在忧郁里面，有非常多的恐怖和害怕。正是这样，当我读《狂人日记》的时候，我感到正是忧郁，他被吃掉，他很焦虑。始终都有一种主体性的恐惧。如果我们以一个理想为支撑，我们就有发明恐惧症和家庭小说的依据，当我们有一个理想，同时意味着两个事情：我们接受它，我们也可以拒绝它，但是都是以此为支撑。对此我要强调这样的差别：比如一个母亲对孩子说，你要活着，以便我活着，和你以后要成为一个医生或者老师，是完全不一样的。类似于父母给孩子说，你要有一个阴的理想，但是孩子可以说，我要有一个阳的理想，比如在《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父亲告诉他要读书，他有一个理想说，我就是不读书。女生可能比男生更容易理解我刚才所说的。
现在必须具体来说，什么叫做恐惧症。这个恐惧症是一个“两个伙伴的发明”。这两个伙伴中，一个让他害怕，一个让他放心。这个让他害怕的伙伴经常是一个动物，让他放心的伙伴经常是一个和他的类似物。对于主体来说，这个动物代表一个威胁，大部分的时间，这个威胁是一个被吞噬的威胁。这个恐惧症是孩子对自己身体提出的问题：我这个身体如何支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一些对于情势性的恐惧症，比如广场恐惧症，这些恐惧症总是涉及到的是，当孩子自己的身体和父母的身体区分开以后，孩子就会问自己：我对自己的身体如何获得一种信任。我们同样看到，这个在青少年中的重要性，因为一种生理性的修改，在身体的变化以上，要求精神上的东西要有一些新的东西。青少年要重新找到他在孤独时刻的恐惧症。他也可以拒绝他的身体：这个身体不是我的，我不要这个身体。有好几种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厌食症。你们在临床中有没有接待过厌食症？（霍大同：很多的原因，我们还没有接待过，但是社会上是有的）在很发达的国家，这个厌食症是比较普遍的，对于少女来说，是厌食症，对于少男来说，他不接受自己的身体，就损害自己的身体，或者吸毒——Solvant。我接待了不少这种少年，他们把自己的手砍断，还有很多少女是真正不吃饭。我们不是开玩笑，这些人都是处在死亡的边缘。像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他们有医生照顾，我在那里是为了理解他们身体的构造。重要的是，对于大部分的少男少女来说，他们没有一个恐惧症的发明，就是说他们被扔到了孤独中间，而没有理想支撑的主体。比如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和家庭有冲突，因为没有一个理想来反对。正是这样我们就和他们的家庭有很多工作，注意到，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避免这个冲突，而是这个冲突应该被讲出来。这个冲突可以是少男少女对自己父母说，我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让你们过得好一点，这也是一个冲突。比如说，一个少男可以对自己母亲说，我不是一个你为你父亲做的礼物。前面我们讲了，当我遇到一个少男在家里乱砸东西，我们现在对他的情况补充一点：七岁以前，他的生活很正常，但是他七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因为摩托车死了，在7岁到13岁期间，他作为自己死去哥哥和自己母亲死去的兄弟而被养活。在13的时候，他母亲给他开玩笑，说邻居的一个少女可以成为你的未婚妻。这个时候他发现，这个被开玩笑的未婚妻的名字被包含在自己母亲的名字中，在法国，很多的名字是两个名字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少女的名字非常像自己母亲的名字。从这一刻起，他拒绝了所有的要求。这个拒绝也包括社会性的，在学校要求他做的他都拒绝，同时这个拒绝也表现在他的身体上。这个时候整个都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他不吃饭睡觉，他拒绝所有的东西。我想对所有处在训练中的分析家说，当我们面对少年的分析时，如果他在学校拒绝所有的要求，他的成绩就一落千丈；他在家里拒绝所有的要求，就从原来很乖的孩子变成了很暴力的孩子；还有拒绝自己的身体，不睡觉。但是这个睡觉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这个病理性的拒绝中，他拒绝的是哪个部分，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是和自己躯体有关还是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他拒绝了他死人的位置，但是这个理解还不够，他拒绝了他成为自己母亲做给外婆的礼物，他拒绝成为舅舅。我们说，因为他没有能够构造一个恐惧症，他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无所适从的状态中，临床中，我们的工作的话语实际上处在两个水平上：一个是他不愿意成为孩子，他愿意成为一个少年；在另一个水平上，他必须回到他的童年期，从而构造他的恐惧症。也就是要重新构造这个潜伏期的结构。
昨天讲到，有一个人，他觉得他所有做的都是梦，实际上他自己还没有苏醒。为了能够让他说，我是醒的和我是在做梦，就必须稍微神经症化，建立一个区分。对于一个神经症来说，他稍微知道有一个彼者在他身上，这个彼者是无意识的。存在着一些少年，他拒绝自己的身体，对原因的一个可能性的回答是：在潜伏期的时候，他没有发明恐惧症和家庭的小说。那么他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一种信任。我的一个定位的方式，因为我是弗洛伊德派，就是：有能力和他的梦工作。如果是他在潜伏期没有构成恐惧症和家庭的小说，这个时候我就无法和他的梦工作，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潜伏期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梦是有兴趣的，哪怕是一个恶梦。在潜伏期的一个征服之一，就是我们赢得了想象。当我问一个少年，在7岁到12岁期间，他的梦，他的恶梦，他的恐惧，如果他能讲，我们就可以和他的梦工作，如果他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无法和他的梦工作。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和他身体实际的支撑一起工作，比如说胶泥。对于我们刚才讲的少年，我能够和他一起对他的梦工作，但是他不高兴，因为他说，他一直做的都是恶梦。我对他说，如果你做恶梦，就意味着你重新开始睡觉了，同时我告诉他，这个恶梦也是一种在你睡觉的时候和你交流的方式。在睡眠中讲的是和我谈话中不能讲的，在恶梦中讲出来了，这是和我谈话的一种方式。现在我告诉你恶梦的内容。
经常，恶梦的内容比我们平时的梦的内容更加简单。他住在一个巴黎的郊区，是很现代的环境，他做的梦是，他在一个市场，有一个巫婆准备用低价把他卖给另一个巫婆。我对他说，你是不是认为我在你的位置上解释没有必要。他说用不着，我已经理解了，这两个巫婆一个是我的妈妈，一个是我的外婆。我对他说，你是不是非常的愤怒，直到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文不值。他说，我们不能掩饰任何东西。我回答，不是如此的肯定。一两天以后，他来告诉我，恶梦发生了变化。他做一个梦和一个恶梦。他到市场上去找两个巫婆，结果只找到一个，这个巫婆正在哭，他问她为什么哭？这个巫婆说，因为大巫婆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了。我问这个少年，你在这个梦中感觉如何。他说，我也非常的悲哀。之后他又做了另一个梦：他在一个晚会上，这个时候我的姓氏就出现在这个聚会上——城市（ville），我给他说，这个聚会是你和我能够构造所有东西的聚会，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有两个姑娘想和他约会，但是他不知道选择哪一个。这是精神分析中很重要的时刻，一方面他是一个牺牲者，另一方面他在构造自己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他不同意成为他母亲和外婆的东西，但是他始终又是和这两个女人有一种一致性，而这样一种同一性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对他来说，相对于前者，问题就少得多。是不是仅仅是只有这个少男希望获得两个女人？我不这样认为。
第一个结论是，这个青少年有能力确定他自己相对于自己父母俄狄浦斯式的位置，也就是说他能够确定他父母从哪里来。在俄狄浦斯的水平上，他能够很好的定位。他的性别的确定性，和前面对父母欲望的定位是联系在一起的。
问：对自己身体的拒绝，和对社会请求的拒绝和对，，，有什么区别？
因为你的问题类似于一条线，在整个讨论的，如果我能够回答你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变得更聪明。
首先我们从一个基础出发：青少年期是一个性别化的、重新处理这个俄狄浦斯阶段的时期，它同时也是由社会的请求引起的。我们和青少年一起工作是在不同场景中工作的，他们以好几种方式来度过这个阶段的，我在这里要强调家庭的场景和社会的场景。在这两个场景之外，还有另一个场景：他必须接受自己身体的改变。这个身体的改变意味着他原来和自己镜像的关系现在无法支撑他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讨论目光和声音，也就是说他再也不认识自己了。
从目光的角度来说，对于精神分析家，这个目光不是他和自己镜像的相遇，而是与一个第三者的相遇。假如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行动，如果你很慢很长时间的注视自己在镜中的形象，而不是涂口红或者打领带，最终你会发现你完全不认识你在镜中的自己的形象。我们利用镜子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利用的，必须问大家：为什么你们每天都在用镜子？从为了让自己好看而照镜子开始，直到某一个时刻，你会发现你完全不认识自己。照镜子的目的是说，这是我。从生命的很早的时刻，是有一个人对你说，这个人是你。正是这样，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发现自己的独特性，他以后就会有很严重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够被别人认识，我们就能够认识自己。
对于青少年期来说，有两个最重要的变化：一个是身体形象发生了改变；另一个是声音发生了变化。当这个身体发生变化以后，他对自己的身体不信任，他相信一个理想的身体在彼者那里。对于这些厌食症的人来说，是很清楚的，一方面他的身体是被糟糕的对待，另一方面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美学的形象，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体被切成了两半。他有一个实在的身体，它被糟糕的对待，被否定了的，另一方面他有一个想象的、完美的身体。我刚才说了，在青少年期有三个场景：家庭，身体，社会。他要将这三个部分连接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这个少年，他拒绝连接这三个部分，是因为他发现他成为了母亲将其当成礼物送给外婆，于是他处在这个困难中。
问：我想到写字的时候，有时候是越写越不像自己的字，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要回到法国，笛卡尔有一天发现自己不是自己了，他从一个很高的地方掉到水里去，发现所有的图形——圆形、方形，全部都混在一起了，可能这与你说的情况类似。
后来笛卡尔就意识到，能够用游戏身体的形式和游戏字母是有联系的。从一个神经学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在我们大脑中存在两种形象，一种是我们看到的形象——知觉象，一种是我们通过我们躯体感受到的形象——运动象，而这两个象在一个被给定的时刻不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就有一个距离，正是有了这个差距的时候，镜像就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说，你现在感觉到的是怎样的形象；另一方面它说，未来你要做的，是怎样一个形象。为了创造这个“感到”和“做”的差距，是语言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控制我们语言和我们身体的方式。运用这个语言，我必须看到现实的图像，然后我去区分它，如果我对字母有更多的区分，那么我对事物的区分就越细致。
如果我这样书写——活人，就意味着我和这个活人建立了联系，因为他就是这样动的。显然的，存在着在身体的运动和书写的学习中，有一种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身体是文化化了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动”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我想谈一个人类学家，后来他在英国，叫Malinowski，他是现代人类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写了很多著作，还写了很多他工作现场的日记。在这个日记中，他当时谈到，在新几内亚的时候，他无法认识所有的符号，同时他感到他自己不存在，感觉自己空掉了。这种经验差不多是很多旅行人的经验，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完全不认识，你会觉得自己完全不存在。字母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运动投射到了文化的空间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理想。我们能够看到，字母和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感到自己非人化的感觉和一个对书写的失认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青少年，存在着个人的神话和对双亲俄狄浦斯的再认。对于我们精神分析所有的临床，我们应该有极大的兴趣，通过文字和字母来确定青少年的人格。很多少女写自己私人的日记，我们要知道这是否是阅读了很多书，还是喜欢写信的人，她的签名也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说，组织一些青少年的书写小组也是非常重要的。
《青少年的阶段》
我希望大家应该很好理解的是：青少年期，他需要重新连接他的童年期和潜伏期，为什么？因为前者给予了他青少年期工作的材料。青少年期带来的是一个新的组织。
我们回顾第一天我们给予的，整个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之间问题的转移：童年期是——孩子从哪里来？青少年期是——我的父母从哪里来？童年期问的是——人死了到哪里去？青少年则是——我与我的祖先是什么关系？昨天我们说了，从童年期到青少年期中间还有一个阶段——潜伏期。今天我们在青少年期的问题中继续往前走。
今天讲的是，整个青少年期的过程，它作为时间的阶段，从开始到结束，有一个过程。我们是从冲动的概念出发的。那么我问一个问题：大家是否知道弗洛伊德冲动的概念？是否需要我讲一下？
弗洛伊德有一个天才想法：就是人类不是由自己的命运给定的，不像一个机器和动物。在人和他的世界之间存在着语言，这个语言触及到了身体，而这个触及了身体的语言是精神分析最为关注的。比如说，西方的医学，它是建立在人像机器一样的假设，才有了解剖学，同时也正是有了这个假设，才有了整个西方医学和解剖学的探索和研究、进步；在相当的心理学家中，他们把人考虑成了计算机。而精神分析考虑的是，人和他语言的关系，人和他欲望的关系，而精神分析所谓的这个关系，不是说什么是语言，什么在讲，这是语言学的问题，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界限，精神分析感兴趣的问题是：当他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个是和精神分析临床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精神分析不是说这里有一个物质的设置：这里有一个沙发床，这里有一张椅子。这个基本的规则仅仅告诉人们的是，并不是你想说的这个东西重要，而是说，当你在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更重要，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这个发生的事情。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则是为了让我们的无意识动起来、起作用。为了让无意识起作用、运转起来，那么在意识的言说中就会有一些事故，比如语误就会冒起来。在一个无意识讲的时刻，弗洛伊德把它称为“无意识的形成”。弗洛伊德把无意识的形成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梦，一个是症状，一个是妙词，一个是语误，还有的是过失行为。弗洛伊德的思想在上世纪20年代传到中国，首先是几个讲座，但是真正严肃的研究弗洛伊德和引入中国的是高觉敷先生。在你们之间，仅仅是具有分析经验的人，才能理解分析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无意识的运转，也就是当你们在分析中间言说的时候，有时候会冒起来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是你无法理解的，这些东西如同一些事故，让你是非常惊异的，而这个惊异正是精神分析临床的精髓，而另一方面，这个责任——你作为一个分析者来说，你对在分析中发生的：自己想讲的和突然冒起来的东西。自己对此负责任。所以说，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惊异，一个是责任。为什么是两个东西？因为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会有一些语误，我们会纠正它，然后就过去了；而在分析中，恰恰是语误的凸冒作为一种惊异，我们会停在那里，说，你看，这里有一个无意识的呈现，这里有一个意识的洞，这就是责任。刚才我们描述的惊异和责任，实际上在孩子那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如果孩子在那里做游戏，当他有一个语误，他是没有意识到的，他会继续做游戏，他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只有到了青少年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他有一个语误的时候，他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然后当他有一个梦的时候，他会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当他有一个妙词的时候，他也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会在这个凸冒的地方停下来，来思考：我究竟是谁？有一些精神分析触及到的问题是心理学没有什么贡献的，就是这个误会、误听和诙谐，这些东西对于心理学来说，很难处理。你们在学习精神分析的同时是否也学习心理学？是否学过量表？是否学过罗夏投射测验？在这个投身测验上，我们能看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测验中，所有的结果都是预期的，他们没有任何的诙谐，那么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诙谐——心理学家做实验的对象，如果没有任何诙谐的话，实际上他们就是具有严重疾病的人了。诙谐是非常的重要，弗洛伊德专门写了一本书来谈这个问题，拉康好几次说，能够诙谐就是健康。所谓诙谐就是能够嘲笑自己，这样一种能够嘲笑自己的东西在青少年期之前是不存在的。孩子会很可笑，让你发笑，在分析中，你会讲很多可笑的事情，这是没有禁止的，孔夫子说过，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具有热情。对于亚里斯多德来说，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一个首要的特征就是能够感到吃惊。这个不是亚里斯多德主义，也不是儒家，而是作为精神分析家的第一个能力，就是热情和吃惊，就是说不要害怕无意识。我想这个诙谐就是说，不要害怕无意识。这个也差不多是，青少年的问题：我怎样才能不害怕我的无意识？怎样我才能够不害怕我居住在语言中的独特方式？正是这样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情绪和性格，分析者在分析中发生了一个变化，从非常焦虑到非常的轻松愉快，经常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变化的因素就是妙词，有一个突然的凸冒以后，就构成了一个变化的分水岭。弗洛伊德当时在巴黎和神经学家工作，同时也在南希和神经学家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工作期间，他注意到了，显然是身体在讲这个事实。这个身体讲述着历史。在和癔症患者的工作中，弗洛伊德注意到，这个身体传递着信息。这些信息系带着一个创伤性的回忆，另一方面这些信息也传递着主体的欲望。弗洛伊德感兴趣的是，这个主体不是作为自己历史牺牲品的主体，而是作为自己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同时他不知道自己是作为自己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弗洛伊德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理解的，它是作为分析家的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弗洛伊德当时在沙柯教授的门诊看到了什么，当时沙柯教授是一个大教授，那么他就必须严肃的对待一些事情，严肃的在他的门诊工作。所谓沙柯教授做着自己临床，因为他想显示，一个生物学的身体和症状之间的连续性。每个星期五的早上，很多学者和学生，包括弗洛伊德，很严肃的坐在那里，这个时候沙柯教授就来了，有两个秘书。这两个助手就将两个病人引进来，一个女人一个男人。这个女人不能够走路，她因为癔症性瘫痪而痛苦，是由这个医生将其扶住的，而另一个男人是相反，是无法停下来，不断的抽搐，非常的恐怖。这个沙柯他有一个很强的催眠的能力，通过他的手一挥，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她原来是行走正常的，但是她丈夫的父亲给她提了一个性方面的建议以后，她就不能走路了。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弗洛伊德发现了一个问题，经常是一个外国人发现了法国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我不能走”，这个癔症患者不能走路的身体实际上说的是一个句子。Marcher，除了“走”的意思以外，还有“行”的意思，这个时候意思就清楚了，也就是公公对她说：我们睡觉。她对公公不能说不，而只能用身体来说“我不，我不行”，她用身体将这个“不”表达出来，就是不能走路，而这是弗洛伊德在癔症患者中读到的东西，其他人都没有读到，包括沙柯。为什么弗洛伊德读到了呢？是因为在催眠中，这个女人讲了这个故事，而当她无法走路的时候，她对这个故事没有任何的记忆。而在一个催眠的状态中，她开始动起来，有了回忆，也就是说，有了症状就没有回忆，有了回忆就没有了症状。
对于这个不断动的男人来说，他在沙柯将其进入催眠以后他就安静下来了，他开始讲童年的一个记忆：他小时候他和自己的兄弟坐着马车进入森林的时候，这个时候雷雨大做，他的兄弟吓得发抖，而他当时没有表达出来，于是变成了症状。在催眠中，我们有了回忆而没有症状，弗洛伊德对此很有兴趣，而对于沙柯来说，他没有什么兴趣。沙柯感兴趣的是另一个方面，是催眠的效果。他通过催眠让这个不动女人的像那个男人一样动，而让乱动的男人像这个女人一样不动。他做这个不是好玩，而是为了证明，在精神和身体之间，有一个独立性。为什么沙柯对此有兴趣的呢？是和当时医学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所谓实验的医学，是在1860年，Bermond发明和建立了实验医学，接下来神经学的创立是在1860－1890年，Broca，Cajar，Wernicke，Notthangel还有Freud，他们建立了神经学，当实验医学建立起来以后，就是神经学，弗洛伊德对此有很多的研究，对癔症的研究是和神经学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癔症的临床建立在一个基本的问题上：躯体和精神的关系？人们想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人们的兴趣在于，精神对于躯体的权力，如何这个精神能够支配身体。精神对于身体的权力是一直以来所有医生的兴趣，只是实验医学和神经学建立以后，这个问题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建立起来。当时实验医学的建立采取的措施是，把精神和躯体切开，它要确定一个功能、一个器官和一个疾病的对应性，当时神经学的研究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大脑特定的部分联系着一个固定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关于弗洛伊德神经学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关于语言的障碍。
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研究的历程，1891年Freud开始了一个对于失语症的研究，1894年是一个精神治疗，1895年，他的两部著作《科学心理学大纲》和《癔症研究》，1899年到1900年是《释梦》。有了这个编年顺序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弗洛伊德的兴趣和沙柯的兴趣不是一样的。我们关于他们两个兴趣的差别，我们有一个物质性的材料来说明它：当时沙柯在每个星期五上午会诊的时候他会解释，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做了很详细的笔记，他想将这个笔记翻译成德文发表，同时在笔记中做了很多自己的评论，这个沙柯并不知道。那个时候弗洛伊德从维也纳过去到巴黎，类似于一个乡巴佬。就类似于一个农民进城了，沙柯当时是很大的教授，如同我和霍大同一样，当时弗洛伊德确实如此，他到巴黎就类似于农民进城，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他当时给自己未婚妻写的信，沙柯当时就是在云端上一样的人物。
沙柯当时的兴趣是要证明，精神相对于肉体的独立性，同时精神能够支配肉体。因为实验医学发明的是一个没有大脑的身体，而神经学讨论的只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大脑，沙柯的野心是说，你们双方都有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大脑，这个大脑对躯体有一个支配，大脑出现了问题能够导致躯体的紊乱。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雄心壮志了。弗洛伊德的兴趣相反，他是想说，为什么在催眠的状态中没有症状而有回忆。这就是我为什么离开了沙柯而来到了成都，提着一个小包顺利的通过了海关，这时有我这个教授和霍大同教授，与处在训练分析中的分析家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仍然是弗洛伊德的问题：为什么在催眠的状态中有回忆而没有症状，而在一个清醒的主体中，没有回忆，而只有症状。
为了讨论刚才弗洛伊德有兴趣的问题，我们必须保持在沙柯会诊室的记忆。对于这个不能停下来的男人来说，在森林中被雷电所吓的记忆是一个创伤性的记忆，而对于不能动的女人来说，她的记忆涉及到的是自己主体的位置，也就是她作为一个主体来说，面对一个彼者提议的回答。同样是症状，同样是记忆，它们的内容不是一样的。这样我们强调我们记忆的区分性，是为了我们在接待一个神经症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不是让他仅仅让这个创伤性的记忆浮现出来，还要让主体对这个创伤性的记忆的回答浮现出来（当时这个被雷电所惊吓的男人，通过自己的身体对这个记忆有所回答）。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弗洛伊德对此的回答。当时沙柯想了解，一个创伤性事件和一个症状的因果关系。弗洛伊德也是讨论因果关系，但是他讲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外部的事件，一个外部的雷电和提议，对此主体的回答，这样一个和症状的因果关系，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就把一个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到了对主体内心世界的关注，有这样一个转移。同样也是，弗洛伊德在和青少年的工作中，他才能够理解和让我们理解，在一个创伤性的事件中，包含了一个主体的回答。这个时候，当时弗洛伊德带了关于安娜 O的个案和沙柯讨论，而沙柯对此没有兴趣，于是他经过思考，写了《癔症研究》。癔症的出现是因为身体的妨碍导致的，所谓癔症的躯体症状主要表现在瘫痪，是对身体的妨碍。安娜O就是手的木僵。安娜O手臂不能动，因为当时弗洛伊德做的也是催眠术，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在她父亲要死的时候，她和自己母亲和姐妹就是竞争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她获得了成功，她能够在她父亲身边照顾她父亲，因此她睡眠得很少，在一种半睡半醒的情况下，她看到有一条蛇在她父亲的身上，于是她就想去抓住它，但是马上这条蛇就在她的手臂上了，同时她看到她的手指头都是一些小蛇。如果我们检查这个记忆，这个回忆本身不是叙述的一个创伤性的情景，不像那个男患者，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精神的运动：我是想还是不想触及我父亲的身体。这里有一个“是”还是“不是”，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对立性”。在这个男患者经历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外部的世界影响了他的症状，但是在安娜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一个创伤性的事件引起了她的症状，这个时候，弗洛伊德说，需要一个解释。而这个创伤性的核，经常是由“是”或者“不是”构成的。经常的是，如果一个事情需要解释，就需要一个解释者，他解释的是什么呢？他解释的是二元的冲突，欲望。也就是说，症状是需要一个解释者的，类似音乐是需要一个演奏者的。因此弗洛伊德假设，所有的症状来自于一个创伤性的情景，而症状需要获得一个解释。这就是意味着，无意识不是一个病理性的形成，而是无意识在寻找着解释者。如果意识的知识是说，我不愿意知道我爱我的父亲，那么在无意识中显然存在着另一个知识。弗洛伊德的发明是，无意识试图变成意识，而这个无意识试图变成意识的过程是借助着一个解释者实现的。对于这个解释者，拉康给予了一个名字“被假设知道的主体”，而这个被假设知道解释无意识的主体，是通过恨和爱组成的。而在不背叛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基础上，我给予这个解释者一个名称“精神分析家解释的功能”。这个精神分析家的功能当然意味着分析家，但是不仅仅如此，在刚开始的时候，分析家会给一些解释，但是他要分析者成为自己无意识的解释者，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分析家的功能，而不是分析家的解释。
这是弗洛伊德在他《释梦》的第七章中说，他说，不仅仅是他自己解释梦，同时让他的分析者学会解释自己的梦。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不是这个梦能不能记住，而是两个梦的版本的差别，同时弗洛伊德也要求说，你对自己的梦想到了什么。通过这个过程，分析者就成了自己的分析家，对于他的梦，他的症状，他的无意识。补充说，正是在青少年期的时候，主体才有兴趣或者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家的功能，也就是说他对一个问题感兴趣：我这个身体制造了什么？因为他所有的身体的功能：吃东西，性的特征，目光等，再也不是自然的了。这个时候特别的，他的性征不是注定的，而是和他的冲动有关系，还是和一个彼者有关系的一个东西，因为对于青少年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快乐的问题，而是一个欲望的问题。通过这样我们才能讲冲动，但是这是明天的话题。我们概括一句：冲动——口腔的冲动，肛门的冲动，摄取营养的冲动，总是和彼者联系在一起的。对于青春期我有很多的事情要说，但是明天我要说的。
问：在当前青少年分析中，癔症的比例多吗？
我认识你，前天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很复杂，首先要明白癔症的形式和青少年之间的关系，在1915年，弗洛伊德就说，青少年首先是从癔症出发的。我明天将详细的说。
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我们要讲转移和冲动的话，我们必须从癔症出发，是在对癔症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发明转移和冲动的概念，同时这个问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在巴黎和我的学生就遇到了：这个癔症模型的地位是什么？所谓这个模型的地位是说，癔症和青春期的关系是A因此就B，还是A如同B，抽象的说，也就是说青少年期如同癔症，还是说这个“如同”不是这样严格的。
在当时弗洛伊德癔症的概念中，是围绕着幻想和诱奸，相对于父亲诱奸的诱惑提出的，但是在现在的临床中，发现，女孩子的癔症是和母亲有关系的，是和拉康这些分析家有关系的。现在的发现是，这些抑郁性的癔症是和母亲有关的。抑郁性的癔症是我们在青春期的少年身上经常遇到的。这是拉康第四个讨论班谈到同性恋和杜拉癔症的时候谈到的。
问：在来做分析的小孩中，他们也有分析家的功能，是怎么回事呢？
你这样说，是不容怀疑的，那么对于你能不能够解释，对你来说什么是分析家的功能？能不能给一个例子。（我接待小孩，他们的父母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他们每次来我都能够看到，他们都有解释自己的欲望）孩子对于自己有兴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区分无意识和意识的差别，不能说孩子对自己生产出来的兴趣，而是对自己身上彼者位置显示出来的兴趣，是孩子对自己的突然性、惊异性，在这个时候是没有的。在温妮科特《游戏和现实》中谈到，孩子在游戏的时候不仅仅是在玩耍，仅仅是被刺激，他自己非常专注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说分析是可能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根据我接受孩子和青少年的经验，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成为他无意识形成的解释者。
这个差别是说，青少年知道他自己是一个被切分的主体，孩子是诞生在这个被切分的主体中，但是他不知道。正是因为他本身自己的主体是一个被切分的主体，他才在自己的幻想中创造双倍的东西，恐惧的动物等等，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主体是被切分的。我想在这里阅读的是弗洛伊德和拉康，还有一点温妮科特，因为拉康的基本的概念使我们能在整个国际精神分析共同体中获得一个讨论。当主体被切分，在拉康那里是S1和S2，拉康说这是隐喻性的。这在儿童那里就存在了的，但是在青少年期时，这个时候青少年才将主体的切分主观化，他就开始注意到问题，提出问题，并且想理解它。
问：你讲了主体与镜子的关系，我想，主体的与镜子的关系都是被他人给定的，我觉得是不是都是父母给定的，那么这几个时刻的差别是什么？如果都是父母给定的，那么又来寻求父母的证实，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否这里是有一个关于证人和第三者的混淆。不是主体在镜子中认出了自己，而是主体能在镜子中认出了一些特征，而是这些特征对他讲，我要讲一个很好笑的例子，这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对形象的效果。
当时有一个英国的考察队到毛利去考察，那个时候还没有照相机，在考察队中有一个画家，他很有名，是一个大画家，他也跟着去了。因为没有照相机，他就利用画画，画各种人物和风景，他就把所有的毛利人的头目都画下来了，画得非常逼真，那个时代还没有超现实主义，就是写实主义，因此画得非常的逼真。但是所有的毛利人和头目都不认识画中的形象，对于这些英国人来说，这些画非常的像了，但是这些毛利人都不认识；但是他们船上有一个厨师，他也是英国人，他没有学过画，但是他喜欢画画。这个厨师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也画这些人，画了人以后，所有的毛利人都认出了画中的是谁。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画家自己有一个殖民主义的思想，他觉得这些人都是土人，这些土人在脸上和手上就做了很多的纹路和圈，他觉得这些很土，就没有画这些圈圈，画中的人就像西方人一样，白白净净的，但是这个厨师没有这个想法，于是他看到是什么纹路就画什么纹路，所以说这个厨师画的大家都认得出，而这个画家画出来的，大家都不认识。这一类的例子在我的旅行袋里面非常的多。
当我们在镜子中看到我们自己并且说“我”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镜子中的形象具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告诉我，是“我”，因此这些特征是语言的，它告诉我，这是我。当你看到另一个不是你，实际上是这个特征告诉你不是你自己，也就是说镜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物介，还有一个功能是，把词反射给我们。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词起了镜子的作用，让我们看。在青少年来说，能够反应自己的词出了问题，没有作用了，知觉有了一个扭曲。（这个时候为什么父母没有给他新的词呢？）是因为孩子对父母现在说的没有兴趣，他希望在父母之外有一个人来对他说，他不愿意成为一个让父母亲高兴的孩子。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完全认同父母的欲望，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区分，理想的自我和自我的理想，理想的自我是自己身体的形象，自我的理想是勾勒自己形象的词。童年期的时候两者是在一起的，但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两者分裂开了，比如厌食症，她要在外面找到一个理想的自我，比如一个模特或者演员，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形象和理想差得太远，于是就要让自己瘦；弗洛伊德的同性恋也是这样，这个女孩要先爱上一个自我的理想——女士，回过来才能爱自己，这个时候她需要一个第三者的确认——父亲，这个理想也告诉她不可能，于是三者没有区分开，她就不能够承受了。
所谓这个时候的证人是证明，这个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的距离，需要第三者来证明，表达的是这样的关系。必须要强调的是，自我和理想的关系是爱的关系，而不是性的关系，而正是和自己理想的关系保护着她、避免一个性的关系。我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觉得你是一个分析家，这个问题使我做了一个对明天课的准备。
问：对于词的反射，扭曲的反应，但是有些孩子缺失了一些词，他们没有被自己父母照顾，他们是不是以后会出现一些问题，在心理咨询的时候，咨询师会干预和重建这个过程，我对精神分析很好奇的是，分析家如何重建这些缺失的词？
我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无意识材料的释意，不是通过一个意识层面的解释能够建立的，一个意识层面的解释仅仅是把一个词一般意义上的意思给了孩子。第二个困难是，我对分析家讲，如果我要讲我的工作中讲，大家都能理解，如果我对一个没有分析经验的人讲，这个人是无法理解的，如果你要了解分析，你最好是有一个自己的分析经验。
显然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很重要，而我的回答也许同样很重要。
《冲动》
为了解释青少年期对于身体修改的回答，而这样一个回答是我们讨论班的中轴，是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在一个精神生活中，我们如果回答一个身体的变化，也就是我们如何符号化这个差异性。所谓这个差异，是他自己相对于他过去的差异，他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同时这也是他和彼者的差异。这个差异不仅仅是代与代的差异，同时也是一个两性之间的差异。孩子对此是知道的，但是到了青少年期，这个男人与女人的差异成了青少年主要的问题，我们能够看到，代和性是两个相互因果的差异，有了代才有男女性的差别，反过来说，有了男女性的差异才有代的，但是到了青少年期的时候，男女的差别成了他主要的问题。
昨天晚上我和一个小组进行了讨论，这个小组在阅读多伦多的多弥尼克的个案，这个小孩正在青春期的前期，但是还没有进入青少年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制造男女性差异的戏剧。因为他还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因此他并不知道他是生还是死，是男还是女。当时多伦多好几次来解释他的问题，这样一个个案显示出，青春期是一个精神的运作。一个精神的运作能够给我们标识出，在一个进入青春期和成人之间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样一个精神的运作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年轻人作为成人在社会中获得一个心理和社会的地位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本身随着教育要求的提高，这个阶段是又可能延长的，因为他的长辈可能说：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工作，这个时候你才能自食其力等等。现在提出的要求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仍然标识着从青春期到成人之间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如何我们命名精神的过程呢？那么就是无意识的赋予以两性差异的意义。大家都知道，精神分析的工作是和一个无意识的性欲紧密相连的。我做了一个研究，研究的是在弗洛伊德时代精神分析的传播，对于那些心理学家来说，神分析给他们带来一个好消息是，无意识的概念；但是精神分析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一个坏消息，就是无意识的性欲。这个情况可能存在很精多的国家中。这样一个弗洛伊德无意识性欲的概念，在精神分析的领域中，真正对它有一个严肃的处理的人就是拉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弗洛伊德派自然就是拉康派，拉康不是一个简单补充的东西，而是在弗洛伊德之后，这个概念在拉康那里得到最严肃的对待。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和拉康是两个不同的人，今天我们可以说这是逻辑的名义，他们代表的是精神分析的逻辑。不管怎样，当我们和青少年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阅读弗洛伊德和拉康，因为它涉及到的仍然是无意识性欲的问题。
昨天我讲到了冲动这个术语，今天我们回到冲动是因为所有我们昨天讨论的是身体的问题，在安娜O的例子中，她的手瘫痪了，很清楚的是她的手在说“不是”，是她的身体在讲，是在“是”和“不是”之间。我们精神分析关注的就是这个身体与语言的关系。显然的，精神分析并不是处理整个身体，实际上在传统的哲学中，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身体是哲学和神话学的交叉点，身体构成了宇宙的一个元素，于是在希腊，我们有一个争论：有四个季节，都是根据宇宙学的分类来考虑的，身体是宇宙学的一部分，于是要维持身体的平衡就要维持宇宙的平衡，而要维持宇宙的平衡就能维持身体的平衡。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身体是一个宇宙学的身体。这样一个观念是在非西方的医学的概念中仍然维持，并且是取得了成功的，而西方的医学，近现代的医学提出了不同的假设：身体像一个机器。正是有了这个假设——人像机器那样构成——才有可能有实验医学；而精神分析恰恰把身体看成一个冲动的身体。首先是弗洛伊德，然后是拉康，以一种最为逻辑的方式来试图回答：为什么我们这个身体对于话语有如此的敏感性。第一个解释是拉康给出的，就是镜像阶段，不仅仅是身体对镜像敏感，而是词允许我们认同我们在镜中的形象。正是这个前天提出的问题：当这个字和字母更为区分的时候，那么这个形象就变得更难以承受。拉康这个思想是有一个变化的，如同弗洛伊德和多伦多一样，前期后期理论发生了一些变化，镜子阶段是他在50年代提出的，到了70年代，很偶然的，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并不多，这个时候他接受了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在这个节目中他说了，主体得以形成是因为语言居住在我们的身体中。我们能够看到，拉康继续弗洛伊德很严肃、很逻辑的对待我们在精神分析临床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拉康很大的一个工作是，因为他继承了弗洛伊德的逻辑，同时他用数学和拓扑学将其以一种非常清楚的方式有一个呈现，正是这样，有了这样一个逻辑以后，才使得我们处在一个和其它领域中的，比如哲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处在一个对话当中，比如在法国，现在人们就不断的谈论拉康和笛卡尔的关系，但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英国和美国是不存在的，因为除了拉康以外，其他人都忽略了这个逻辑，同时也是感谢霍大同你，让大家学法语，从而学习拉康，正是有了这个学习以后，才使得有精神分析逻辑和中国思想的对话，这样一种对话是一个对大家理解精神分析和中国思想逻辑有很大帮助的，而同时也是因为拉康的逻辑和拓扑学，才使精神分析的共同体的分析家们能够坐在一起讨论精神分析的问题，如果没有拉康呈现出来的逻辑和拓扑学，这个交流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强调学习拉康的必要性，不仅仅是拉康思想本身的内容，而是说他呈现的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发现的逻辑，这个逻辑成了我们一个基本的逻辑，这个逻辑能够使我们能和其它的领域对话，能使我们和其它分析家对话，它给予了我们一个语言，同时这个逻辑本身并没有停止发展，它本身是可以批评的，可以发展的。正是这样，对于实在的性欲的问题，如果要讨论它，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和拉康商榷，如果我们回避讨论拉康，我们就可能放在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讨论，要么就是放在神话学的角度来讨论，就不是精神分析了。我要强调的这一点是，在法国我有一些精神分析的朋友，他们讲一些神话学的文献，对我来说，这就不是精神分析了。正是精神分析拉康的理论，才有了我们的相遇，而这个相遇还处在构成中，经过这几天的讨论，特别是昨天的讨论，我发现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讨论的问题集中在身体、孩子、青少年还有疯狂，而整个讨论的基础都是以拉康为基础的，我觉得很好。如同在其它地方一样，在中国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这个道路是对的，因此，这条小小的中国龙以后一定会变得更大。现在我们从弗洛伊德关于身体的问题出发。
在弗洛伊德时代我们发明了实验医学，发明了神经学，也发明了热力学。我们作为弗洛伊德的继承者，我们必须理解弗洛伊德的继承性，在那个时代，整个的科学都处在一个浮动的时代。同时我们要指出，那个时代也是马克思的时代，他也指出，这个主体是非常的冲突。这个“冲突”的概念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你们看美国的精神病学制造的量表，关于精神病的描述，那么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没有冲突。而整个美国的精神分析就变成了心理学——自我心理学，在那里没有冲突。当弗洛伊德在讲创伤的时候，他和沙柯不一样的是，他讲的是冲突：我愿意还是我不愿意。因此我们现在讲，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是身体是什么呢？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个基础是神经学和热力学。这个时候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个身体是精神的器官，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在《释梦》的第七章画了一个根据光学的原理画的图，左边是知觉，右边是记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知觉的东西通过器官，就进入了表象的网络。为什么这样说呢？举一个例子，你想象一个很小的孩子，他妈妈在对他讲话，他看见妈妈的嘴巴在动，这个时候首先就是声音把他包裹起来，这个时候类似于，如果我很疲倦，如果音乐把我包括起来我就感觉很舒服，以前我都是一直听西方音乐，中国的京剧和川戏不行，现在这些音乐也能够将我包裹起来，这个时候能看到，这个孩子看到妈妈的嘴巴不断的在动，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动意味着照亮了他的存在，所以这个“口”就如同太阳一样，也许我们找到一个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日”和“曰”从笔画上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嘴巴的运动，就如同太阳一样，给了孩子阳光，照亮了孩子，孩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当然，我相信，中国的文字比我相信的更加复杂。回到这个图，显然在弗洛伊德图示上强于我在汉字上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如同这位小姐提出的问题，嘴巴仍然可能表达着一个吞噬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唤起的是孩子恐惧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整个表象的网络就可能被吞噬掉。无意识就是表象网络存在的家，弗洛伊德当时就说，就是一些表象的痕迹，存在于无意识中，而这些表象是这些知觉的痕迹。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这些联系？为了理解有了这样一个联系，就要理解流动于身体的本质，这时我们就到了热力学。
在弗洛伊德根据神经学来讨论精神器官的时候，很显然的是，精神器官最基本的因素就是——神经元。在弗洛伊德那个时代，对弗洛伊德来说，一个神经元的作用是：首先它要有一个开始：兴奋，然后有一个结束：和另外一些神经元的连接。同时这个开始，因为是知觉到一个东西的兴奋，因此它是感觉的，而通过这个过程和其它神经元联系在一起，它是运动的。这是1895年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大纲》中讨论的东西，同样这个图示我们能够在1939年《精神分析新论》中看到这个图示。通过这个简单的图示，弗洛伊德来讨论这个冲动的问题，就是精神的躯体。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的？就是知觉到运动的过程中，是什么在流动的呢？很显然的是，是能量。因此我们就有了弗洛伊德的两个模型：一个神经元的描述，来自神经学；一个动力学的描述，来自热力学。这个地方触及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弗洛伊德不是说精神的器官如同神经元，不是说精神的能量如同蒸气机，而是说，我们要利用这两个模型来研究我们精神器官的运作，这就和实验医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虽然他们没有说人如同一个机器，但是他们说，只有在人如同一个机器的假设中，我们才能做研究。有了这个方法论的澄清以后，我们就来讨论兴奋和知觉这一极。
显然的，一个神经元，当它接受到一个兴奋和刺激的时候，它就会运动得更快，不是说它希望运动得快，而是这个兴奋让它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就是说它要回到原来不兴奋的状态中。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假设，有一个刺激以后，神经元希望回到原来的位置，比如我饿了，我就受到了一个刺激，为了消除这个刺激，最简单的是我幻想正在吃东西，当然最后还是饿，但是最简单的是通过幻想来消除这个刺激。从神经元的角度，它要释放这个兴奋，它就要和其它神经元有联系，才有可能释放这个兴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神经元和神经元的连接，而这种连接是通过能量实现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讨论了有两个能量：一个是自由的能量，一个是约束的能量，这个自由的能量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而这个约束的能量是和表象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仍然举刚才的例子，当我们在讨论孩子看到母亲的嘴巴在动的时候，这个嘴可能是太阳，也有可能是一个洞，要吞噬他，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借助自由能量和约束能量的概念来工作，比如我遇到一个患者在医院，他不吃饭，我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说他没有嘴巴，不仅是没有嘴巴，同样也是没有眼睛和鼻子、耳朵，这个时候我请他画母亲的形象，他就仅仅画了一个圆圈，很显然这是一个洞，这个洞要吞噬他，我和这个患者工作了五年，以后我在分析中接待他，如果是一个洞，就是一个自由的能量，没有和其它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没有和表象联系在一起，如果联系在一起就不一样了。
现在当有了这个能量以后，我们就到了刺激和兴奋的源泉那里，经常的是，我们认为刺激来自于外部——阳光和雨，而弗洛伊德发现是，刺激的源泉来自于内部，对于孩子来说，是孩子快乐和不快乐构成了刺激的源泉，正是这样，我们能够看到，同样一个外部的世界不能构成一个相同的内部症状，而真正的症状是，外部的刺激消失以后，这个东西还存在于内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内部存在着一个兴奋源。对于小孩来说，是快乐和不快乐，而对成人来说，是这些表象的苏醒构成了我们兴奋的源泉。当时弗洛伊德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问题：这个流动能量的本质？一个人怎样和另一个人搭建起来？由此通过这个联系来维持这个生命的存在，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弗洛伊德将其称之为“自保”。而这样一个“自保”不能通过仅仅能量的释放来实现，还要通过一个彼者来实现，因此在《科学心理学大纲》结尾，弗洛伊德说，孩子必须通过哭声来唤起母亲的回答。
显然的，当孩子哭的时候，我们仍然以饥饿为例，当母亲发现孩子饿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乳房给他，或者把奶瓶给他，喂养这个孩子，让孩子进食，但是同时母亲给食物的同时也给予他其它的东西，她会抱住孩子，这个时候就会有触觉，她会给孩子说话，就会有声音，她会看孩子，就有目光，同样她还在摇动孩子，就有运动的感觉。当然，条件是她不害怕自己的孩子，如果她对孩子太害怕，她就不能养育他，她要感觉这个孩子是一个新的人存在着，而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同时她也不是太害怕被孩子吞噬掉。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个女分析者，她没有奶，不能喂养自己的婴儿。她来的时候很焦虑，这时她做了一个梦：她在一个森林中，被父母抛弃了，同时有一些动物要吃她，她很害怕。这个梦不需要解释，这就是精神分析神奇的地方，第二天她给我电话，她可以喂养孩子了。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解释，也许你害怕孩子吞噬自己的乳房，但是他只吃一点点。因此在这个自保的状态中，他不仅仅是有“我饿”和“不饿”的状态，要围绕这个自保的实现，他还要有一种感觉：有皮肤的接触，有声音进了他的耳朵，有目光进入了他的眼睛，这些感觉构成了他的快乐，我们仍然以婴儿为例子，除了进食的需要以外，他还接触到目光、声音等等，这是母亲赋予给他的东西，弗洛伊德将整个自保和感觉的系统命名为支撑。同样也就意味着，当孩子希望母亲喂奶的时候，他吸吮母亲乳房的时候不仅仅是吸奶的时候，他还需要获得一种快乐，一种感观上的快乐。也就是他要获得一种支撑，孩子的主体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感观上的支撑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孩子提出了和另一个人相遇的请求，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拉康，我们通过拉康的“需要”概念到了“请求”。因此这个时候通过请求，主体就和大彼者建立了联系，而这个联系就通过一系列的客体小a而建立：乳房，目光等等。正是这样一个从推动需要到请求，到和彼者相遇的能量，弗洛伊德将其称之为“冲动”。
回到神经元的模型，神经元要回到零点来接受刺激，同时有一个目的是释放兴奋，在刺激源和释放的目的之间，有一个推力，来实现这个过程。这时，我们还处在自由能量的概念中，如果我们要将这个小小的主体和彼者联系在一起，我们就需要客体——就是客体小a，这是冲动的四个因素。这四个冲动的因素、部分，弗洛伊德在《冲动及其冲动的命运》中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我没有讲客体呢？因为如果客体加上去以后，其它三个因素就将围绕客体进行重组。也就是说我是谁的客体呢？这时就有两个回答：一个是大彼者欲望的客体，一个是大彼者享乐的客体。如果我们是大彼者欲望的客体，我们就处在神经症中，如果是大彼者享乐的客体，我们就处在性倒错和精神病的状态中。这个时候，仅仅以口腔冲动为例，当我们回应彼者请求的时候，我们自己整个身体都有可能成为大彼者欲望或者享乐的客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所有身体都在这个的部分，我们这个时候必须加上两个东西：粪便和性器官。正是在需要、请求和欲望的维度中，主体才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我是由什么东西引起的？比如一个少男对我说：生活让我和郁闷，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界？我并没有请求。这时我回答：这就是你仅仅不能请求的事情。但是要注意，并不是我整个的分析都是这样，大家有分析的经验，应该知道。
在孩子在回答我是谁的时候，他自然要回答：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回答问题的努力就是弗洛伊德命名的“童年期的性欲理论”，那么这个时候他也许会说：我就像粪便一样被拉出来了，或者像气球一样被吹出来的，等等。弗洛伊德说，这个孩子会认为他是一个部分冲动的结果，他发明这个理论来回答自己从哪里来；但是青少年知道，他是自己双亲性行为的结果，在知道他是一个性行为结果以后，他将如何做呢？这是我们下周将要讲的。
问：个案中小孩母亲口的吞噬和女性生殖器的吞噬有什么联系呢？
如果是一个男的觉得女性生殖器是一个吞噬的嘴巴，他不可能和她有性关系，他不可能和她待得太长，那么是因为我们小伙子和姑娘，男人和女人，在童年期的时候，只稍微吃了点点。这个先生的问题既可以让我们理解很多的东西也可以导致一个错误：这个先生能够很好的理解，这个童年期口腔的冲动能够在成人身上找到，这是非错误的一面；这个可能引起的错误是，当我们把一个女性生殖器解释成一个嘴巴，是一个隐喻，如果我们不考虑隐喻，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嘴巴，她可以吞噬男人，那么这就是一个精神病的妄想。如果一个男人把自己的阴茎和母亲的乳房混淆在一起，那么就有一点疯子的味道。
我们存在着一个隐喻的语言，所有科学的性的知识，性的教育，完全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欲望、幻想，这些精神性的东西。正是这样，我们说，我们的性欲是以隐喻的方式居住在我们身体中的，当我们说女性的生殖器是一个嘴巴，是一个隐喻的表达，而这与科学的描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精神分析属于另外一种知识，因为科学完全不能告诉我们性与爱的知识，精神分析属于另一套知识系统，它包括了传统的色情的部分，它给予性与色情以意义。我们回到这个男分析者的例子上，当他说他没有嘴巴的时候，是说，他没有把语言放置在他的面孔上，他没有用语言来描述他的面孔。并不是说他没有嘴以后，我就叫他画画，这是一个三年工作的结果。昨天我与这个小组在一起讨论，这个讨论是多伦多的个案的思想：假如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吞噬，哪怕是在幻想中，他就成了另一个人的一部分，他就不可能获得一个同一性的空间。
问：我想起两种口的吞噬的方式：一种是母亲的身体吞噬了孩子的身体，另一个是母亲的声音吞噬了孩子的存在。这两个方式阶段有所不同，一个是人的吞噬，一个是对性别化了的男人和女人的吞噬（在我的个案中有这种情况）。
这个问题显示出，一方面是很多的智慧，另一方面你有极大的混淆。你在临床中，对于严重的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区分，你对此有很多的困难。那么对于你的病人，你是以你的混淆为支撑还是你的智慧为支撑呢？
所谓这个混淆是说，我们要避免欧洲在70年代的时候，用一个太现实的方法来描述一个坏母亲，我们必须要考虑拉康的立场。所谓太现实的描述这个坏母亲，当这个孩子有被吞噬的感觉时，并不是母亲给了孩子太多的口腔的冲动。在我这个个案中，并不是母亲强化了孩子的口腔冲动，恰恰是母亲的漠然性引起了这个情况。所以没有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有可能完全是一个非常冷漠的母亲，让孩子感觉到被吞噬的危险。为了回答你的关于母亲声音的问题，你能不能再说点，尤其是希望你具体说明下，是否你在声音中读到了被吞噬的感觉。
（他听到了很多骂他的声音，因为他一直喜欢女孩子的东西、玩具，同时也喜欢女孩子的声音，但是外部的骂声是说你不能这样，但是他的内心是被女孩子的声音所吞噬的。不知道会有什么联系呢？）
如果根据你说的临床的细节，也许是母亲的声音给孩子说：如果你像一个小女孩一样，我会更爱你。这样一种声音让孩子作出一个小女孩的行为，来满足母亲，这个行为同时满足了孩子和母亲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说，临床的讯问要追溯到母亲的妈妈那里去，显然是她自己作为一个小女孩而受到母亲的喜爱。你作为一个学生，在临床种遇到这么困难的个案，出了混淆不是你的错，你也非常的勇敢，敢于提出这个问题。
（妈妈一直没有说话，孩子画了一个图，中间有一个很小的孔，而被周围的洞所包裹。这是一个磨盘，圆圈，我想同时也是孔）
你在画这个图表明，这不是吞噬，吞噬是没有表面，也没有区分性的特征。而你画的孔是有边界的，而这些表面和边界阻止了吞噬。
（霍大同：磨盘是什么意思？磨盘在转，一个小女孩在边上，于是掉在地上死了，同时一个魔鬼从中间的孔出来了）
魔鬼是自己小男孩的生殖器。小女孩死了，这个生殖器就冒出来了。这个孩子的焦虑是什么？
（他，10岁左右，觉得男孩女孩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同学，好几个孩子一直在骂他，说他喜欢踢踺子等，让他受不了。）
睡觉好不好？（不好，晚上很害怕。）他有什么恶梦？（有一个梦是，他看到一个虫要去吃一条蚕，结果不小心踩到虫的头，将它的头踩掉了，有东西出来，很恶心。）虫死了流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浆。）和他的名字有没有关系？他正处在一个转移中，他将会变得好些了。（他现在确实有一些攻击性了。但是他又担心老师骂他。）
（一开始他问我工作怎样？有没有孩子？）他是与自己父母住在一起吗？……
问：弗洛伊德一开始工作是基于神经元和热力学，有一些连接：主体与大彼者的连接等，我想知道它们之间的联系。
首先是母性大彼者，她支撑着所有的客体，接下来发生一个转换，人们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首先关于神经元的联系，弗洛伊德在《科学心理学大纲》里面说了，我们要理解所有弗洛伊德推论的方式，他说这些神经元的构造非常的复杂，那么我们要从一个最简单的模型来讨论：对于一个神经元来说，有什么运作？有一个开始，还有一个结束，中间有一个推动力。弗洛伊德想通过讨论一个神经元以后，再来讨论整个网络，他是推论不是类比。弗洛伊德不是说“如同”，而是推论，这是逻辑，而不是打比喻。理解一个作者是理解他的推论、推理的演化，而不是理解他说这个、说那个，而是理解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如何说这样的话，理解一个作者不是说，弗洛伊德说什么，拉康说什么，而在法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而是我们要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他的依据是什么？只有理解了这个，我们才能发明东西。接下来弗洛伊德说，假如说我们只有一个神经元，我们有一些刺激，我们释放它，然后我们死亡。如果不是一个而是很多神经元，就意味着不同的神经元会聚集在一起，这表达的是知觉的记忆会在这里，形成一个表象的网络。而这样一些表象、知觉的记忆不是纯粹的知觉，弗洛伊德说精神的器官是主体，因为这些释放，就意味着得到一种满足，这个记忆就流传下来，之所以他得到这样一种满足，是依赖于彼者，就是说必须要一个彼者在场。正是这样，他的《科学心理学大纲》的结尾是以：呼唤、哭喊、请求，来结束的。这个时候这个满足依赖于一个彼者的在场，那么再满足也是需要一个彼者的在场。我们要理解《科学心理学大纲》，它是写得非常的粗率的，它标识了弗洛伊德从神经学转到精神分析。
问：幻想在青少年中经常听到的白日梦有什么关系？
精神病的幻听和幻视，和梦中的幻想的部分是和这样的幻觉是不一样的，这个幻觉是外部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看到了，完全和真的一样；梦是另外一种类型，是我们根据我们过去很多的经验构造的。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白日梦是属于神经症，而幻听和幻视属于精神病的范畴。在临床中，这个幻觉是无法解释的，而白日梦是需要解释的。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临床，它们都涉及到的是一个疯狂、疯子，精神病和孩子的关系。为了发展精神分析在成都，这是非常有推动性的东西。
Copyright © 2008- 德中心理咨询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