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精神分析 下

——（杜伟尔教授）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 巴黎七大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学杜威尔教授讲座整理

《升华和冲动》

我很高兴重新见到你们，并且用带着我口音的中国话和你们说话，如果你们懂了的话我很高兴。上一周我们的工作是构造一幅图画，它首先是根据人类学的立场来看亲子的关系和祖宗的关系，然后我们以精神分析的立场重新开始，尤其是关于冲动的概念，通过人类学和精神分析来勾勒了这样一个亲子关系和冲动概念的图画。我们上周讨论的精神分析澄清冲动的概念，这是弗洛伊德的发明，为了理解这个发明，我们必须考虑他同时代的整个科学的情况：就是神经学——沙柯和雅内，热力学等等，然后实验医学，我们考虑了和弗洛伊德同时代和比他早一点的科学的情势。因为我们不和弗洛伊德同时代，我们现在读弗洛伊德是因为那些允许我们读弗洛伊德的人，在这些人当中，特别的是拉康。我们必须理解在弗洛伊德那里新的和现实的东西，而这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创伤，主体通过这个创伤制造了某些东西。首先这个创伤性的记忆我们给的例子是安娜O的个案，在这个手臂的瘫痪中蕴涵着她是“要”或者“不要”触及她父亲的身体的这样一个冲突的观念，也就是我们在一个瘫痪的手中找到了一个不可遗忘的欲望，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够被遗忘，安娜O持续着一个焦虑的情势，结果就是她看到了她父亲的身上爬了一条蛇，同时她自己的手指变成了蛇。我们能够考虑她的欲望仅仅是被焦虑的状态所压抑的，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相对于他同时代的心理学家而言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在心理学家那里他们认为，这个焦虑状态引起了这样一种癔症的瘫痪和幻觉；而弗洛伊德恰恰认为，在这个焦虑状态中，正是欲望被压抑。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关于压抑的新的理论：被压抑的是欲望，而不仅仅是情绪。在这个意义上，无意识不仅仅是情绪的水库，而是欲望表象登陆的地方。因此我们能够说，在无意识中有一些文字，关于文字，霍大同做了一些工作，并且在网上我们能够找到，我认为你的学生能够找到它。我们就遇到了无意识的第一个概念：无意识首先是表象的地点，而不仅仅是情绪。弗洛伊德的第二个发明，就是这些表象在青少年期得到一个发展，而这个发展是受到冲动支撑的。这第二个发明我们看到，弗洛伊德是从神经学和热力学出发的。神经学是关于神经元的问题，而热力学是涉及到的能量的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不能回答，无意识的表象是符合构成的，和主体如何通过彼者而形成的。这两个领域——神经元的概念和能量的概念，能允许我们获得一个无意识的照片，但是它并不能理解无意识的冲突。为了理解这个无意识的冲突，弗洛伊德就要在语言的科学、神话学、人类学中找到了他的支撑。语言的科学允许弗洛伊德理解无意识的文字；神话学和人类学能允许弗洛伊德理解普遍的人类自身的冲突。

对于神经学，允许弗洛伊德建立一个关于神经元的来源、推动、目的的模型。而这个最为简单的目的是幻觉，弗洛伊德把这个幻想放在作为行动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时候，这个行动朝向的是彼者，那么就构成了和彼者的一个联系。为了考虑这个客体的问题，对象的问题，弗洛伊德考虑了两个冲动的重要的潮流，一个自保冲动，一个是性冲动。这个性冲动实际上是力比多，它是以自保冲动为基础的，这个时候称为“支撑”。比如说这个口腔的快感，它推动我们讲话、唱歌，而这样的行为是建立在孩子进食的快感的基础上的，某一些在弗洛伊德之后作出的发现，是，这个支撑是相互的：不仅仅是自保冲动支撑着性冲动，这个性冲动也支撑着自保冲动。这个在弗洛伊德死后的发现，主要是在二次大战以后的英国，有一些孩子出生以后很小，就没有父母的照顾，这个时候一些精神分析家——安娜弗洛伊德、克莱因，她们关心精神分析与教育，于是她们照顾这些孩子。这个时候她们观察到，如果这个照料仅仅关注的是身体，这些孩子很快就死亡了。通过和他们讲话、抚摩，他们才逐渐接受食物和睡眠。刚才这个发现是在之后，在弗洛伊德的时候，弗洛伊德考虑，这个自保冲动必须接受一个现实的检验，而这个检验就在于，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能够接受一个彼者的喂养来消除他的饥饿和紧张，胜过仅仅是通过幻觉来消除这个紧张，比如孤独症的孩子就始终处在幻觉中，他没有办法接受外部的事物。注意到，当我们在谈幻觉的时候，这个幻觉是没有情节的，而是这个图像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这个幻听是一个声音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而不是若干个声音，而这个声音讲述了某一个事情。一定要区分，这个幻觉和幻想的差别。在临床中，当一个患者讲到自己的幻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不能让他解释这个幻觉，或者让他画出来，如果你这样做，你就强化了这个侵入——因为幻觉本身就是一个侵入。相反，如果一个青少年讲他的白日梦，那么就要尽可能让他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

弗洛伊德对于性冲动来说，他认为性冲动没有自保冲动那么聪明，是更为盲目的，在神经症中，这个盲目影响了他的生活。而关于冲动的客体，这些客体逐渐变得非现实化了，一开始是一些具体的、现实的客体：乳房、粪便等等，但是逐渐，冲动是在幻想中来寻找自己的客体。关于症状，我们是在弗洛伊德意义上来谈症状的，而不是精神病意义上的。所谓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症状，是主体能够感受到痛苦，而精神病是自己没有感觉到，是周围的人感觉到痛苦。比如妄想狂，他自己没有感到痛苦，而他周围的同事、他的家庭亲属，他们感到了痛苦，这是两个不同症状的定义。在精神分析的临床中，在第一次的谈话中，我们遇到的人都是讲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不幸福，我和自己丈夫有问题，我和妻子不好，我和自己的孩子有没对劲等等。我说的是一些简单的事情，他觉得自己的症状不适合他，他始终觉得和自己不对劲，这样一类的简单事实。他始终觉得这不对劲，生活不适合他，如同是他自己有一个支撑——拐棍，但是这个拐棍始终是弯的。因此我们的问话是：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症状的？这个症状是如何发生的？就是说，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症状，是说，因为这个症状，我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我和自己丈夫有问题，我不能集中注意力来学习等等。也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妨碍我作为女人，妨碍我作为一个男人，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希望成为女人，成为男人，这个时候我究竟是希望有这种妨碍还是不是，这样一个冲突。举一个临床的例子，有一个高中生，他的学习一直都很好，当他面临这个中学会考的时候，他的学习迅速下降，他很焦虑，这个时候他来找我，做了一个梦：他和自己的父亲在外国旅游，他感觉到有人要来杀他，但是他父亲说，你在编故事，但是一会就有一批人来，把所有的人都杀掉了。这个时候他有一个童年的回忆，有一次他父亲非常的愤怒，大声的喝斥他，为了避免这个声音，他做了一个奇怪的行动，他不是捂住自己的耳朵，而是捂住了父亲的耳朵。这个事情发生在6岁，他解释，在面临考试的一个症状就是耳朵“嗡嗡”作响，而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效果。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童年期他有一个动作——捂住自己父亲的耳朵，而在青少年期有三个症状：头痛，耳鸣，学习的失败。学习失败对应的是自我理想的失败，同时他有一个梦，这个梦表现的是父亲在场的时候他处在危险的状态中，而当他讲梦的时刻，这个童年期的回忆就出来了，在之前是被压抑了的。弗洛伊德当时在谈到症状和梦作为无意识的两种形成的时候，说，梦和症状具有一种相同的结构，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使用一个相同的技术来解释症状和梦，经常在临床中遇到的是，我们借助梦来理解症状，如果一个分析者不做梦，那么我们就很难和他一起工作。一个精神分析的设置的后果——设置是要避免太过于面对面的状态，而同时要求他把脑袋中冒起的东西说出来，这个时候可能是躺椅或者是沙发床，这个时候他很快就会回到他的童年，这个童年不是一个官方性的童年，而是一个稍微让人惊异的、独特的、甚至是从来没有给人讲过的东西，是这样的一种回忆；设置的第二个后果就是让分析者讲自己的梦。现在我稍微讲一点，在这个个案中我们是如何工作的。

我放置童年期的动作和青春期的症状，梦，不是偶然的，因为弗洛伊德说，童年期的一些事件能够获得一种表现，而青春期的表现总是和俄狄浦斯期是相关的，总是有一个性的意味。这样一个童年期的动作，它可能是一个游戏，和父亲玩的游戏，而这个少年表达的是对父亲的进攻性，是要对父亲造反的表达。但是童年期的这些因素都是压抑了的，经常的是，在青春期我们给予这些被压抑因素一个意义。这个时候，少年的梦给予了一个想象的线索，同时他的学习失败可以看成一个符号性的东西——语言和学习的成功可以看成一个符号界的事情，而头痛和耳鸣作为一个症状是作为实在界的部分。症状和梦是一个压抑的关系，而童年期的动作和梦是一个焦虑的关系。在青春期的时候，人们把童年期压抑的因素重新拿出来，但是青少年给予其性的包裹，是给予了一个想象和符号的包裹。你们也许能够猜到，可能也猜不到，这个父亲本人也是在高考统考中失败了的。因此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父亲非常渴望自己的儿子能够通过统考。在一个现实中，另一方面，这个父亲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与自己儿子的关系类似于哥哥和弟弟的关系。在这个家庭中，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母亲是老板，但是在孩子要面临统考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发生了变化，他变得非常的暴力和焦虑，他不断的要求孩子要通过统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父亲才变成了父亲，变成了一个青少年必须战胜的父亲，但是仅仅是在这个时候，也许还有一次，在孩子6岁的时候父亲发怒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个必须被征服的父亲，而在其它时候他仅仅是一个游戏的伙伴。一方面父亲是和蔼的对待自己的孩子，这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必须制造出一些和孩子竞争性的东西。孩子因为父亲的这种情况，他没有被和自己与父亲的竞争性所构成。这个并不意味着精神分析喜欢这个冲突，而是说当孩子处在和父亲的竞争中，母亲就不是他的全部，他能够在其他女人中找到自己性的满足。这个母亲就成了永恒性的东西，母亲是孩子的全部，母亲和父亲的关系就成了孩子的东西。有一些女人针对孩子和丈夫会说：我有两个孩子。在这个话语之外她是说：我是所有人的母亲。而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通过这个统考，对自己就意味着两件事情：一方面他会让父亲更高兴，另一方面他会比父亲更强。他有了超过父亲的独立机会，另一方面也有了俄狄浦斯的意义：俄狄浦斯的禁忌就成了禁止他通过统考。具体来说，他成功的通过了统考，是自己的成功还是父亲的成功？如果他统考失败，是他自己的失败还是他父亲的失败？而梦说了一个相反的意义，是他父亲对他有一个死亡的威胁。在这个时候也意味着这个父亲把他放在一个危险的状态，而父亲也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因为他认同了这个父亲，如果他成功的通过了这个考试，是他父亲成功了，如果他失败了，他就如同父亲一样失败了。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形象被切成了两半：父亲是孩子童年的玩伴，他是一个很弱的人，因为他在统考中失败了；另一个父亲是一个很恐怖的父亲，是一个暴力的父亲，要强迫他通过统考，而这个父亲是和童年期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说，一个是被抑制的父亲，另一个是一个焦虑的父亲。对于这个少年来说，他需要一个焦虑的父亲，以便构成自己的竞争性，成为一个竞争者。他不可能通过一个被抑制了的父亲来构成自己的竞争性，这个时候这个梦就唤起了很粗暴的暴力的父亲，他呼唤着这个父亲。这个梦的意义是说：父亲，你没有看到我处在危险中吗？你为什么不能如此的可怕，如同当时我把你耳朵捂住的时候，如果你是如此的厉害，那么我就不会处在这样一个危险的状态中。如果你是如此的暴力，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保护我，让我避免处在这个危险的状态中。因此这个梦对于少年就是一种支撑，把父亲当成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者，而不是游戏的伙伴。当时他处在一个统考的前夕，这个时候父亲也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支撑，但是没有给他充分的支撑，这时梦制造了一个可以与之竞争的父亲，而这个父亲成了以后生活的支撑。头痛也是表达自己父亲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头是自己的，同时也是父亲的头。一方面是自己对父亲的进攻性，另一方面表达的是对父亲进攻性的害怕。这是一个很短的，3个月的分析，这时青少年期给予童年期动作的意义——是给予童年期父亲发怒时捂住耳朵的意义。这是给予俄狄浦斯期冲突解决的意义。经常很多青少年身体的症状，表达的是对双亲之一的认同，这个认同是无意识的，它表达的是孩子到成人，成人到孩子的一个运动。这样一个身体的运动经常是通过一个运动或者诱惑来解释的。经常双亲之一常常被分成两部分：父亲可能是一个小孩子，同时另一方面是一个威严的皇帝；而母亲一方面是妈妈，另一方面是一个不可能被接近的女人。这样一个认同和这样一种症状，总是在处在社会的过渡阶段时候表达得最为强烈和明显，比如说统考。同时比如说，在我们要继续到大学学习，离开父母家的时候，也表达得非常强烈。我一周见他两次，一个半月以后，他的头痛和耳鸣就消失了，一方面是因为对梦有一个解释，同时也是对我有一种转移。这样一个转移是非常想象化的，比如说我骑一辆摩托，撞到一个东西，头流血等等。他做了一个梦，我和他一起都在接受统考的文凭，然后他的家庭举行了一个大的庆祝会，我和他都在，他的母亲说，我为我的这些孩子们感到自豪。同时他也说，他幻想和青少年们在做一些活动，通过这个梦他没有想到，统考的成功不仅仅是意味着成功，还意味着他可以和青少年一起玩耍。如果他成功通过统考，他能够获得一些享乐，而这些享乐是父亲没有获得的。这个统考如果失败，也就是力比多投射到和他一样的青少年的身上力比多投注的时候。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如果他成功的通过统考，他就有更多的权力和这些女孩子打交道。这个时候当我意识到，他在梦中我和他一起接受了证书和母亲说我对自己孩子们很自豪的时候，我发现他具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同时这个梦也达成了一个真正的悖论：一方面我作为一个男人允许他力比多投射到自己男性同伴身上，但是这些同伴是一些性化了的同伴，一些是男孩子，一些是女孩子。为什么是投射到性化的伙伴？是因为他说，当我通过统考之后，我可以和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玩。另一方面，因为他给我讲了很多学习的东西，他认为我也应该通过。悖论是，母亲说我为自己的孩子们自豪。因为母亲的话意味着，一个代的差别，我和他的差别，减低到零点，同时也把性的分化减低到零点，因为母亲和孩子是没有性别差异的，因此这个梦连接了两个矛盾欲望：一方面他能够离开母亲，能够和永恒的母亲脱离开，另一方面他保留着母亲。

假如说他能够自由的和同伴在一起，而这些同伴能够分成少男少女，同伴是被性别化了的，同时也意味着他自己也被性别化了，不再是一个小孩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原来自我的理想变成了他的同类，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在想象中间的循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在梦中他父亲不再是他的玩伴，母亲不再是永恒的母亲；在治疗的结束，他梦到自己母亲非常的悲伤，我对他说，孩子的某些成功可能让父母非常的悲伤，当然你要为父母做很多事情，但是你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在分析结束之后，我听到他成功的通过了统考，之后他在考古学的学业中非常的优秀，我自己总是幻想自己能够成为考古学家，你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总是认同于自己的理想。一个人的前进总是为了发现彼者。

这个个案到底严不严重很难说，但是他不是一个精神病的个案，我们看到，青少年的过程是和治疗的过程是同时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升华”，或者是抓捕和进攻性冲动的转换，从而获得一个社会的成功。今天我讲的是拉康的想象、符号、实在的纽结，拉康的这三大术语能够允许我们去确定症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确定社会和症状之间的关系，还能允许我们确定整体的症状和梦的关系，确定青少年的抑制和焦虑的关系，而经常的是，青少年因为这个抑制和焦虑来找我们。相对于这个个案，明天我要讲一个弗洛伊德的个案。

问：上个星期先生说了孩子在父母之外寻找自我的理想，那么这个理想和童年期的理想有没有差别，是不是还是父母？

这个问题很好，意味着学生懂了我讨论班的内容。拉康说自我要通过两种不同的形式来确定，一种是理想的自我，是一个镜像，这个理想的自我是允许主体能够感到自己身体的东西，这个理想更多的处在关于身体的想象的领域，这个时候，在拉康的图中间，实在的身体位于实在和符号的点上，身体的形象作为镜像的部分保持在符号和想象的点，之所以孩子能够保持一个身体的形象和实在的身体，是因为符号维度对其编码。这个时候拉康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富家子弟开了一辆很漂亮的车，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它反应的是一个理想的自我，它反应的是一个身体的冲动，他能够感到自己非常的强大。自我的理想可以理解为一个句子，回到刚才的例子，这个富家子弟是在说，我来自于一个大家庭，是很有钱的，而这对于反应躯体的冲动是没有关系。理想的自我和自我的理想是不完全冲突的，自我的理想是被彼者给定的，一开始是被双亲的彼者给予的，接下来是被社会的彼者给定的，而自我的理想同样也可能是一个句子，他可以说我是一个优秀的高中生，我成功的获得了文凭，这个东西可以对应到理想的自我，这个自我的理想可以是自己在自己同伴中很强大很聪明，这样一个理想的自我可以对应到刚才的——我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是另一方面父母亲可以给孩子一个矛盾的理想：比如父亲会说，你必须要在考试中成功，你就实现了我没有实现的愿望，但是另一方面他说，你可以不成功，那么你就可以和我一样。如果孩子认同了这个冲突的欲望，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客体。

问：我想问一个幻觉的问题，有时候幻听是一句话，比如说你应该把他杀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在一本小说里面看到的——《乌龟（别扭曲的）孩子》。

一个句子是幻觉的结构，因为一个结构总是一个句子。总是以一个必须的形式的句子，你应该做什么。而且总是一个辱骂的指令。这个句子和小说相反，它经常不是完整的，这个主体感到了义务——“你应该怎样做”。在幻觉中，在某种程度上有三个部分，一个是义务，或者是命名——“你就是这样的”，还要有一种命名性的行动——比如杀，或者是讲出来的辱骂。第一个是义务性、强制性，第二个是命名性，第三个是，因为这个句子不完整，主体赋予其意义。我们这个朋友在小说中的句子是打开了的句子。我们能够听到的是，是整个句子、幻想的片断，另一些是由患者所给予的。这个被增加上的、加到幻想中的意义，主体加上的意义，是被我们称为“谵妄”的东西。那么这样一个谵妄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一个是被迫害型，一个是你刚才讲到的，没有意义的类型——我要杀掉。谈到幻觉的时候，我们要谈到一个幻觉性的经历，这也有两种形式：A是法国的两个病理学家Morel和Falret在1880发现的，是一个被迫害和慰藉的幻觉。比如说，Morel研究了一个女性患者的情况，她的左耳听到了辱骂：你是一个妓女。而她的右耳听到的是：没什么，都很好。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机会，她能够发展这样一个慰藉的幻觉。第二个形式是拉康精神病学的老师发现的——精神的自动性。显然我们应该稍微讲点他和拉康的历史，以至于拉康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妄想狂的个案。他是一个警察局护士站工作的医生，因此这个时候他接待的病人都是警察发现影响了公共场所而不是犯罪的人——疯子，我看到有一些人在笑，我想你们笑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你们想象这些患者是完全处在乱动的状态的。总体来说他们做了一些扰乱公共群体的行动，是由于被自己的幻觉决定的，如果他打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人骂了他，而如果他冲到一个家里去砸东西，是因为有一个声音说，这是一个坏人，你必须去将其摧毁掉。他的幻觉支配着他这个扰乱公共秩序的行动。这时他有一个独特的观察者的位置，他不仅仅了解到了幻觉，还了解到了幻觉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他处在这个优越的位置上，他发现了，幻觉控制了人的思维和行为，而所有这些疯子做出来的行为都是由幻觉所支配的。那么这个时候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当你在精神病院工作，你在检查一个精神病人，你有时候会发现他好像在倾听你，但是另一方面你会发现，他的嘴和身体在不断的动，好像他倾听到的东西本身是由自己嘴巴发出来的，同时也是具有表情的，正是这个现象，他将这个现象命名为“精神的自动性”。

（在弗洛伊德的“狼人”和一些个案中，结合先生谈到的，他说要和幻觉工作，如同梦一样，怎么理解？）

也不应该和幻觉一起工作，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不能认为精神分析能够在没有一个精神病的治疗情况下，和一个精神病人工作，精神分析有五个东西：症状，梦，语误，妙词和过失行为，我们和这五种形式工作，在精神病那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谵妄一个是幻觉，当我们精神分析家和这五个东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求破译，通过破译来获得一种理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主体他在五个形式中找不到代表自己欲望的能指，通过破译能够帮助他找到这个能指，精神分析就是这样的。对于青少年来说，主体的欲望的问题是存在着一个相异性，对父母的相异性是家庭中的，而性的相异性是社会性的，这个时候他就要创造一个和童年期不一样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就成了欲望的能指。为了找到这个同一性，如同我们开车在没有定位的原野上一样，左一下右一下，一会童年期一会青少年期，当这个动作停下来的时候就是症状。在梦中间，梦代表的就是这个运动，一方面我们接受了文凭，我们长大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是母亲的孩子。冲突性始终是存在，梦解释了冲突。弗洛伊德说，梦是欲望的达成，我们也可以说，梦有时候是冲突欲望的达成。在青少年中间，这五种形式——症状，梦，语误，妙词和过失行为，它们表达的是主体处在这个矛盾的欲望之间，在另一方面，谵妄和幻觉的主体并不是一个无意识欲望的主体，主体是一个被大彼者享乐摧毁的主体。不能够把它们当成梦或者症状来解释，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欲望的主体。一个精神病患者来找精神分析家，是他要寻找到一个保护。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幻觉如同一个东西一样托付给我们，条件是我们不解释它，如果我们对谵妄和幻觉解释得太多，我们就变成了迫害者，这个时候就又可能启动危险的情景，所以必须很好的注意。

为了和我们精神分析家的中国朋友解释，我们必须声明，和神经症的工作和精神病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弗洛伊德接待精神病的患者的时候，他更倾向于将他们送到Binswanger和Abbaham精神病学家那里去，而对于拉康来说，他有三个立场，也许可以说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病学家的观察阶段，结果就是他的医学博士论文，关于妄想狂的，1931年；然后是关于妄想狂的姐妹，整个阶段持续了20年，直到50年代，接下来是他的讨论班，是关于精神病的讨论班，这个时候他不仅仅考虑了镜像阶段在精神病中的作用，尤其是考虑了语言的问题，语言障碍的问题。严格的说，在拉康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候他是以想象的立场建立精神病的，这是克莱因的立场；他的第二个阶段是他重新回到精神病的立场，是以发力哈的一个重要的文本，1942年，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了语言障碍的问题。在第二个阶段中，拉康以语言学和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来理解言说主体的结构，他讲隐喻都是不在精神病那里存在的，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就是他的罗马发言，是在1953年；稍微在之后，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关于精神病可能治疗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他说，精神病患者不是一个被能指代表的主体，这个立场一直持续到1969年，这个时候，他的17个讨论班《精神分析的反面》，这个时候他把精神病患者放在一个言说之外的立场。在辞说之外，他就有一个关于辞说的四个公式：能指1，能指2，客体，主体。而精神病是在辞说之外的。这四个因素其实已经在罗马发言中表达出来了的。这个精神病患者是在辞说之外的，《关于精神病可能治疗的一个基本问题》中是呈现出了的，同时在这个阶段，拉康也有一个关于精神病的会诊，在圣安娜医院，他们的科室叫做“Daumezon”，在这个会诊中，他希望精神病能够被精神分析文化化，当时很多精神病学家在拉康那里做分析，拉康的立场仍然是，精神病还是应该在精神病学家那里做分析，他认为，如果你接受一个精神病来做分析，他能完全使你发疯。改变拉康的观念的是，不是成人的疯颠，而是孩子、儿童的疯颠，青春期的疯颠，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精神病学和教育的交汇点。这个时候在拉康周围的人，尤其是女性，她们向拉康显示了和这些幼年精神病人工作的兴趣，她们是，Lefort和多伦多，她们创造了一些机构，这些机构既是教育性的也是治疗性的，马诺里在机构中和一些有严重精神紊乱的孩子工作。这个时候拉康才改变他的观点，说我们能够和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这个一个立场的转变是在70年代初，显然的是，如果精神分析家在医院的工作是很容易考虑的。

昨天我介绍了一个我在临床中遇到的个案，这个年轻人不是非常的严重，而是处在一个困难的时刻，然后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他所处的情势，在此之后，有一些很好的提问，比如关于幻觉的提问。通过这个个案我们想澄清的是精神分析的概念。我们涉及到的是四个概念，四个精神分析的理论概念：事后，抑制，症状和焦虑。什么叫做事后呢？如果我们具体解释，在昨天青年人的例子中，他对自己的头痛和耳鸣，以及捂住父亲耳朵的动作，他在分析的当下重新去阅读他的过去，从而把现在和过去连接在一起，我们称为事后的连接，相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在以后重新将其连接起来。刚才说的是“事后”是第一个意思，也就是把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建立一个联系。第二个意思是：给予过去一个新的意义。这样一个给予过去一个不同的意义，是弗洛伊德称为“创伤”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创伤在精神分析的领域中并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故，而是无意识性意义的觉醒。相对于美国的精神病临床对创伤的定义，我们有一个精神分析对于创伤的定义，这是和一些希望拥有权利的美国精神病医生的争论，是对创伤概念的争论，在美国，也有一些精神分析家并不完全同意精神病医生的观点，也许是我们应该补充，而且写一个国际的新的病理学的年鉴，来反对美国心理学的趋势，尤其是对创伤的描述，而实际上和美国精神病学家回应的是，当时在19世纪末沙柯和弗洛伊德的争论，前者认为创伤是在病人身上偶然性事件的重复，这也是美国精神病医生的意见；而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是赋予无意识的性一个意义，这是弗洛伊德的立场。也许在座的一些年轻人，如同我在巴黎遇到的我的年轻的学生，他们总是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读20世纪前半叶弗洛伊德写的东西？那个时代，维也纳的情况和巴黎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和成都是不一样的，不仅地点不一样，时间也有很大的差别，社会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读这些古老的东西有什么意思？这个是所谓的最初的阅读，而这个阅读总是表面的，于是人们总是会提出问题，但是当我们第二次阅读足够的聪明的话，我们会发现，弗洛伊德当时提出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理论上的决定，比如关于“事后”和“创伤”的定义，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现实性的。我自己的经验是，在我自己阅读雅内和沙柯的时候我发觉，他们仍然是带着那个时代的东西，是历史性的东西；而当我阅读弗洛伊德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在敲我分析室的门，他说的和我的分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大纲》中，他谈到了一个青春期少女的症状，这个谈论和我们在青少年临床中遇到的是一样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抑止，然后是焦虑。实际上是一个对身体的阻碍。那么我们将进一步解释，这个触及身体的创伤的价值。为了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直接说，存在着一些触及身体的阻止，这个阻止和青少年中的癔症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人对自己身体和穿着过分的关注，比如我在医院看到一个少男，他穿了三条皮带，还吊了很多东西，他对身体过分的关注，他不能走，只能僵硬的站着。我照顾他，他现在比较以前能够一定的走路，但是必须跟在一个人后面，也就是说他内心没有一个走路的形象，他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看别人走，从而自己走。比如我遇到一个少女，她必须要抓住取暖器，因此这个手是被烧坏了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她感到非常的冷，要冷死了，所以她要抓住取暖器，因此第一次谈话我不得不放一个取暖器在她手里，以便谈话。逐渐逐渐的，她感到在这个谈话中，她感到很热，出了很多汗，如同吃了很多的火锅一样。这个时候，她身体的固定性开始出现了，之所以会出现身体的稳定性，是因为会出现对精神分析的转移，但是这是一个精神病性的转移，因为转移的结果是身体变得坚固。也就是说，在这个个案中，是身体获得了一个坚固性，是实在和想象的连接，这个时候符号的介入还没有实现，她之所以能够获得躯体的稳定性，是因为她感到她在这里，原来身体的感觉是散开的。当一个主体仅仅只有实际的躯体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是活着的还是死亡的。决定我们是否活着还是死亡，对孩子是面对父母作出一个决定，而青少年是面对自己的祖宗作出一个决定。我们能够遇到很多精神病是在青春期爆发，躯体的障碍使我们讲这个事情：他在面对自己祖宗的时候要作出自己是生还是死的决定。什么叫做我们是活着的呢？当我们说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死。精神病患者既不知道他们活着或者是死亡，如果某一个人要属于活着的共同体，就意味着他是要死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属于一个活着的共同体，我们就是被死亡所排除，因此，我们和自己的祖宗联系在一起了。因此，结束青少年期不仅仅意味着他是继承者，同时也意味着他要把继承的东西传递到未来。正是这样，青春期的抑郁具有一种虚无主义愤怒的形式。这样一个虚无主义愤怒的请求实际上是一个句子：因为我没有请求来到这个世界上，因此我也不会走向未来。在希腊的俄狄浦斯王的戏剧中，讲到了这个“被生”的不幸。也就是说，根据俄狄浦斯王的戏剧，他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不是自己杀了父亲，并且和母亲生了孩子，而是对自己“被生”的抱怨。

为了不失掉我们的思路，我们要确定我们是“生”还是“死”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一个精神的运作。这是和动物的一个差别，人类必须相对于其他人要介绍、让自己身体在场，拥有一个自己的身体。这样一个阻止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阻止知道自己有一个身体，这是一个精神病性的阻止，而它经常在青春期爆发出来的。有一些少女在月经之后，有两种感觉：一种是觉得自己非常强大，一种是觉得自己很弱小，要死了。而这样一种弱小的感觉可能导致精神病的爆发。也就是说，一个性欲并不是简单的作为一个性欲来经历，而是作为一个因素，要么使他变成一个夸大狂，要么变成一个抑郁症。同样的，对于少男来说，我遇到一个少男，当他有了第一次有了性关系以后，他觉得自己是全能的，于是他到路边对汽车手淫，他觉得自己是不可摧毁的，就是要看看汽车能把他怎样。这个时候几辆汽车就撞，他认为是自己造成的，警察也没有搞懂他在干什么，他们没有读出他躯体的隐喻。因为法国有这样一个机制，警察局有一个护士站，当然他被抓进去，有精神病学家对他做了检查，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下一次我要面对地铁做这个事情。注意到，这是一个真正的疯颠，他确实认为自己是全能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我想补充的是，那些坐地铁的人对他的性器官是没有兴趣的，而是对自己的有兴趣。作为一个分析家，我知道一些事情，他认为自己是仅有的一个人，拥有一个全能的生殖器，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他的性欲是否被阉割所限制。显然的，正是因为这个问题，他具有一个夸大狂的谵妄。因此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基本的问题是是否感到是活着的，是否是性化了的。让我们感到我们是活着意味着我们有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是有局限的，弗洛伊德称为“压抑”；而让我们感到我们的身体是被性化了的，通过这个感觉我们能看到阉割和压抑之间的关系。对于在青少年中的神经症来说，这种第二种形式的“阻止”，表达的是一个言说，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一个在青少年期爆发的精神病的谵妄来说，他的问题是：我是活着还是死亡？而对于青少年的神经症的“阻止”，发生的事情是——我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个时候我们就到了在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大纲》中少女的神经症的问题。

这是一个少女，大概17或者18岁，她喜欢出去买东西，这个时候她就有很大的焦虑。买东西实际上是她给钱，然后别人给她一个物品，再回到家。回家意味着她回到童年，而买东西意味着她和别人打交道。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他出门上街，就是到社会上，而回到家是回到了童年。我不知道现在的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离开了家，来到这里学习。也许在你们的寝室中，有一些东西，它们建立了一个现在和童年期的联系。我接待一个女大学生，她描绘自己的房间，她书架上有一本弗洛伊德的书，还有一本拉康的书，一本我的书——以便诱惑我，但是在书架上她还有一个布做的熊猫，这是她七岁的时候的获得的礼物。我说，很荣幸我被弗洛伊德，拉康，还有这个玩具熊猫环绕。这个女大学生以后可能成为一个儿童精神分析家。你们在座的学生都是大姑娘了，在你们的房间不会有儿童的玩具。

这个少女叫埃玛，她当时非常焦虑，不能到街上去，这个时候她给弗洛伊德讲了自己第一个回忆：这是在10年之前，在她13岁的时候她当商店买裙子，有两个小伙子（比她大一点）给她选裙子，但是她感觉到这两个小伙子在嘲笑她，于是她走了。之后她觉得不应该到商店里面去，怕人们嘲笑她。是不是这个原因让她不能去买东西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之后她如果要买东西，总是带着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到街上去买东西。我们因为做了7天的讨论班，我要求大家将她的情况和恐惧症联系在一起。因为从她的情况来看，完全符合恐惧症的诊断，她的害怕是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她害怕笑。为了更具体的来澄清这个恐惧症，我们可以说孩子恐惧的对象是和动物联系在一起，而青春期涉及到的是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它涉及到的是一个主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如果你们和一个青少年做精神分析，或者以精神分析为参考的心理治疗，如果他是一个恐惧症，必须要考虑和这个空间的关系。为了更清楚的描绘这个恐惧症，我强调了儿童恐惧症和青少年恐惧症的对比。而儿童的恐惧总是一个对子——一个害怕的动物和一个反对这个动物的客体，而青春期来说，这个恐惧是一个害怕者和一个陪同者。这个并不是很严重的，比如一个少女不愿意参加一个晚会，她总是叫上自己的一个好朋友一起去。为什么她总是邀请自己的女伴去呢？因为这个聚会是少男少女的聚会，其中交换的是欲望，这是很平常的。为了讲埃玛青少年期的恐惧，和童年恐惧症的对比，我们就将弗洛伊德的另一个恐惧症——小汉斯联系在一起。在德语中马是Pferd，而弗洛伊德的名字是Freud，如果我们稍微读快一点，它们的发音很容易混淆，我们很容易理解，小汉斯害怕马的眼睛或者鼻子，或者马倒在地上，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眼睛是父亲的眼睛，而马笼是对阉割的恐惧，而马倒在地上是希望父亲死去。同时他为了控制这个动物的身体，他于是做梦自己坐在长颈鹿上，长颈鹿在德语中是Giraf，他自己的姓是Raff，他想控制自己的身体。如果我们说，马是他害怕的动物，而长颈鹿让他不害怕，这个时候我们就忽略他无意识的过程，因为这样一种说法是停留在想象的层面上的，而无意识是字母的游戏。因为在这个意义上，马的发音让我们听到了弗洛伊德的声音，而长颈鹿的发音是自己的名字，弗洛伊德的声音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处在符号的水平上——父姓。我们可以说，马代表的是一个愤怒的、恐怖的父亲，在想象的层面上，是让孩子害怕的父亲，这个时候我们就处在关于马的想象的维度上，但是当我们发现马的发音和弗洛伊德名字相似的时候，这时我们就处在符号的层面上。小汉斯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弗洛伊德那里做分析，是他最早的学生，在小汉斯的心目中，弗洛伊德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因为弗洛伊德对小汉斯说，我知道所有的小男孩都会对自己的阴茎提出问题。这个时候弗洛伊德的介入对小汉斯来说是一个符号的介入。一当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符号界介入以后，就使得小汉斯能够把玩自己的姓——长颈鹿。一当他能够把玩自己的姓，这个把玩是通过把玩长颈鹿表现出来的。而在想象的层面中，他害怕马的眼睛和嘴巴，我们可以命名，作为客体小a放在精神结构的中间，最后他长大以后成了一个歌剧的导演，他将这个目光和声音升华了。当一个恐惧症的孩子得了恐惧症的时候，他是把动物本身和动物的名字切成了两半，是将想象和符号切成了两半。因此孩子的恐惧症总是两个对子：父亲的名字——父姓，和他的客体。我们现在来到青少年的恐惧症，他们和儿童的恐惧症不一样，儿童的恐惧症是害怕的客体和避免害怕客体的对子，青少年来说，这时变成了一个空间和陪伴者的对子。也就是说，青少年感到了一个对他性别化的威胁。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和精神病对于身体“生”或者“死”不一样的，是性化了的身体的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青少年的症状，注意，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是认为没有一个理论和临床没有关系，同时没有一个临床和理论没有关系，这两个东西总是相互的连接在一起的：当临床提出问题，我们制造一些新的理论在解释临床；同时很好的理论的概念能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临床。有些人说我只做临床，不考虑理论，我仅仅靠我无意识的直觉，这个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做理论的时候，是为了解释临床中遇到的问题，当我们做临床的时候，我们是必须依靠理论的工具才能工作的，哪怕是这个理论是非常幼稚的，这个依赖是必须的。精神分析家是不可能分成理论家和临床家的，如果这样的区分分，就没有精神分析家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不断的通过临床对理论提出问题，我们不断的发明理论来帮助解决我们临床中遇到的问题，正是这样昨天我阅读了一个文本，是关于中国易经和精神分析，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做了这个讨论。

正是这些理论允许我倾听和治疗这些处在精神病边缘的青少年。对于青少年的恐惧症，实际上是来源于一个问题：我这样一个性化的身体相对于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弗洛伊德的埃玛的恐惧症，她必须要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陪同她才能去商店买东西，是因为她10年前她去商店买东西，看到一个小伙子很帅，她很喜欢，但是同时她听到一个嘲笑的声音，于是她跑了。也许这需要孩子的陪同是一个不重要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个陪同者代表着主体的一个方面。就意味着这个7岁的小姑娘究竟是谁？这个时候埃玛讲了另一个回忆，这个小姑娘就是自己7岁时候的自己。就是说，是她童年期的7岁，她讲了一个自己童年期的记忆，这个童年期的材料在青春期重新赋予一个意义，是一个青少年期的意义，而这个童年期的材料经常是被压抑了的。这个时候她回忆起了自己童年期的记忆：她7岁的时候到商店买糖，有一个老头摸她的身体，同时摸到了她的生殖器（在裙子外面）。因此这时我们有这个图表，童年期她有一个记忆，是对触摸身体的记忆——一个被动的诱惑，这时她叫喊着跑了；在青少年期有一个积极的诱惑，这时有一个笑声；更为理论性的陈述是抑制，症状和焦虑。在青春期的时候的症状是对童年期经历的再解释、赋予一个意义，因此是事后的一个事件。我们能够看到，在青春期遇到的问题：我这个性化的身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囚禁在她童年期的身体中的。就是说，她必须带着一个7岁的小姑娘，以至于少年期的情景反射了她童年期的情景。对于7岁的，当时她来说，她已经有羞耻心了，同时她也知道她生殖区会产生快感，但是她只是说这个事情是不能这样发生的，因为她当时处在一个局部的快感中，她不知道这个快感和性欲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是她青春期的时候男女的相异性，是她遇到少男的时候，他们可能成为性伙伴，赋予了她童年期事实的一个意义，这是和青少年期性欲相关的童年期的回忆，将她放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上。这个时候类似于梦的凝缩，这里有两个因素的凝缩：她要买的裙子和她穿着的裙子，她自己的叫声和她听到的叫声。正是因为这样，说明弗洛伊德能够把梦和症状视为等价物，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凝缩的机制而提出的。

这是弗洛伊德整个精神分析文本中的第一个青少年个案，正是因为这样，弗洛伊德说，青少年期制造了一个原发过程，而这个过程重新给予童年期一个新的意义。

问：我们看很多传记的时候，看到一些理想的升华，那么理想的自我是否能够在父母之外获得呢？

首先是完全可以在父母之外获得自我理想的。但是必须具体化，你在哪一本传记中看到的？相对于父母他获得了什么东西没有？我就补充下，某一个小男孩就崇拜拿破仑，后来就成了一个政治家，我们现在举弗洛伊德的一个例子。毕竟我对弗洛伊德相对于对拿破仑更熟悉。

弗洛伊德有一个父亲，是一个很和蔼的父亲，弗洛伊德觉得他父亲还稍微有一点窝囊，曾经他们走在路上，有一个基督徒把他父亲的帽子扔到地上，还让他自己捡起来，他父亲听从了这个人的话。弗洛伊德觉得自己的父亲太软弱了。但是另一个方面，这个软弱的父亲对弗洛伊德有一个很大的期望。他当时给了弗洛伊德一本圣经，并且在这个扉页上写了一段话：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成为一个英雄。这个时候对于弗洛伊德，因此就有两个态度，一方面自己非常谦卑，作为分析家他在分析者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另一方面他自己有很强的英雄主义，他有着自己的偶像：一个是抵抗罗马帝国的将军，另一个是英国的将军——克伦威尔。弗洛伊德非常的崇拜克伦威尔，后来他给了自己儿子克伦威尔的名字。第一眼我们就能看到，在他父亲非常谦卑的，在他拣帽子的时候如同一个小小的农民面对一个皇帝，和他崇拜的英雄之间的差异。第一眼的观察肯定是对的，但是也许我们走得太快了，我们讲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们去考虑，弗洛伊德父亲本人也有很高的一个理想。这个父亲有一个梦想，是反犹的气氛中自由的生活，而这个自由的生活回应的也是克伦威尔建立自由民主的体制，也类似于那个将军抵制罗马的统治的。这个父亲的理想是通过给自己儿子圣经中扉页的希望中表达出来的。弗洛伊德显然很清楚的感到他父亲的理想和他父亲实际生活中是不一致的，他父亲实际生活中是窝囊的，可能是过分的卑贱，当时他有一个很高的理想，同时他也清楚的感到，在家庭之外，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父亲理想的任务，但是他并没有做一个神经症的实现——创造一个精神分析来使得自己父亲高兴，而是他以这样一个理想来追随自己的欲望，他没有像这个将军来做一个战争，但是如同这个将军担心罗马帝国一样，他担心的是意识的帝国；这个将军用他的武器来表达出对罗马帝国的忧虑，这个时候弗洛伊德用无意识的形成表达了对意识帝国的忧虑。如同克伦威尔对英国人说，你们应该获得自己，弗洛伊德对患者说，你们应该说出在你们脑袋中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对这两个将军的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想象的认同，而是一个特殊的认同。显然是父亲很高的理想允许弗洛伊德的对这两个将军的认同，也正是这两种认同，使弗洛伊德获得了一种升华，也使弗洛伊德成为文化的一个最大的征服者。

问：先生今天讲创伤是一个无意识性意义的苏醒，也就是说幼年有一个无意识的冲突，那么是不是这个冲突是被预先决定了的？比如父母的精神结构决定了孩子的冲突。

作为一个关于预先的决定，对于精神分析家来说，有这样一个观点是有点危险的。我们的出生是因为父母亲的欲望，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于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他们的冲突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有这样的观点，就类似于中世纪的占星术。我希望你解释下，哪些东西给你影响让你有一个预先性的映像？如果我们保留着这个预先决定的观点，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让分析者说话了，我们可以根据以前的状态来判断，没有说的必要了。昨天我们讨论过，我们看了孩子的绘画，正是通过这个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体的回答，而这个回答不是预先决定了东西。

昨天我们和一个女士讨论了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如何回答一个家庭的消失。我们不能说有俄狄浦斯的冲突，他的名字是父母的欲望，那么我们遇到了100个个案，他们有共同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走得太远，说一个特定的主体产生一个特定的问题。对于一个精神分析家感兴趣的是，主体对一个实在的回答，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群体和其它群体之间，我们的讨论也是主体对实在的回答使我们有兴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不能将主体简约为实验科学，实验科学就是：一个实验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和这些简化病因学的医生的争论是：他们试图找到，一个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对于我来说，我在这样一个点中我是非常坚决的。

问：在暴风雨的夜晚中，那个男性的癔症没有性的意味，我对性的界定和定义还不是很清楚。

首先我们不能够把沙柯的个案和弗洛伊德的个案混淆起来。沙柯的女患者的个案是说，引起症状是受到了公公的一个诱惑，这个解释不是沙柯的，而是弗洛伊德的解释，沙柯是一个科学的因果关系的观点。

在我讲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要和青少年一起工作，我们要理解他童年期的一些事件，而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时候要给予童年期事件以性的意义，而这个事件是和他原始的性是有关的。

我举一个自己遇到的例子，一个20岁小伙子，他刚刚成为父亲，他有一个症状：窒息感。他来找我做分析，我问他：什么叫做父亲？他的回答很通畅：一个父亲就是要照顾自己的家人等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再问他的时候，他补充——我问他不意味着我一直在问，很多时候是沉默的——他的父亲非常的暴力，是一个酒鬼，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后来就是吃饭的时候窒息而死的。对于他来说，父亲死了以后，他当时没有这个症状，是在他自己成了父亲以后，他赋予了自己父亲一个意义。也就是说他没有性关系之前，对于他父亲，他仍然不知道这个父亲对自己的意义，直到青春期，他才赋予了自己父亲死亡的意义，而有了症状。精神分析讨论逻辑，是代的关系和性的关系，如果仅仅把代的关系考虑成一个非性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代和到代的产生，是和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脱离性关系来谈论这个问题。

问：精神病身体的阻碍，就是他手淫的例子，他说是全能的性欲；而神经症感到是一个身体的威胁。我从前者中没有看到一个对身体的威胁。

也许是我的错误，也许是你没有听到，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性是由阉割引起的，没有阉割，性就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性，这个小伙子没有经历阉割，这个时候他的性没有界限，于是他幻想一个全能，这个全能是永恒的、不死的幻想。而正是在这个特征中，我们才能讲到精神病。对于一个精神病来说，是一个全能和永恒，但是对于一个神经症来说，不是一个完全的全能，是要死亡的。也就是说精神病患者考虑自己的身体是不死的，不可摧毁的。

我感谢你的问题，使我们有一个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区分，这样一个区分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青少年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混在一起的，我们需要区分。确实关于性的精神分析理论我还没有谈，存在着一个从幼儿性欲理论到自身性的原因的过渡，我明天讲。

问：我听到了一个身体的确认，那个精神病首先是要对身体和彼者的确认，而之前你讲到男孩对自己形象的确认。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下两者的区分？

第二个例子中，他不是通过想象，而是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身体的，因为这个想象的作用是给予身体一个稳固性，一个同一性，就是在镜像的阶段，孩子在镜像中看到自己的形象，这个时候是一个统一的形象，使他的身体获得了一个统一性，获得一种方向，所以说想象恰恰类似于一个轮廓线一样，框住了自己身体的。正是通过这个框范，我们才能通过这个框范使这个实在界和符号界有一个连接。我们不能通过想象来抓捕精神病，而仅仅是通过语言和实在之间的断裂在抓捕精神病。

（孩子在镜子中抓捕自己形象，和自己的行动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身体的运动和动作之间的差别，就是，运动是在所有方向的运动，而动作是一个有区分性的运动。动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签名，它们的区分是文字的区分和乱画之间的区分。

《性冲动》

你们好！昨天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主要是分析个案，还没有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是我和你们一些人对话提出来的，你们也有人也在和青少年工作，这个问题是显然是在临床中，大家非常关心的是，在青春期有进入疯颠和精神病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和死亡、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了回答大家的问题，今天我想讲性冲动的问题。

显然的，我不能够谈论在私人谈话中提出的问题，但是我能够根据我个人和我同事的临床，来一般性的回应这个问题，也就是来解释青少年期的真相。一个基本的困难之一，就是少年很痛苦，痛苦得想自杀，他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分析室的时候，他们讲了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在讲了所有的东西之后，他们再也不来了，我们不懂为什么他们不来了，至少从第一次谈话看来都很好。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失望，有一些担心，我们也有理由担心。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在私人的谈话中对我谈到了这些困难，通过这个谈论我感到了他们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谢他们的信任，但是我要告诉他们，这个困难在法国、比利时、阿根廷，在基本上所有的地方，这个困难都是遇到了的，那么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我们所有的人中，精神分析怎样对青少年承担责任的问题。注意我不是一个批评，而是和大家讨论，以便更好的工作。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一般说来第一次，青少年总是伴随他家庭的成员来的，第二次他就一个人来，第三次他就不来了。必须理解这个中间存在的逻辑，这里是存在一个逻辑的，那么我们就要理解最后发生的事情，从而理解一开始发生的事情。最后的事情是怎样的呢？他讲了他所有童年期的问题，非常的细节化，然后他说，他对活下去感到很累。我们呢？我们感到很幸福，同时也被他讲的漂亮的故事所诱惑。在他前面的第一次谈话中，他有父母或者老师的陪伴，他几乎没有讲任何的东西。在这个第一次和第二次谈话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第一次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孩子，第二次他就是一个青少年了。但是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孩子，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般的孩子，他是一个悲哀的孩子，我们必须要区分因为礼貌引起的害羞和因为抑郁引起的沉默。这样一个孩子在目光中是呆滞的，在精神中有一个极大的精神性的退缩。这个时候他在精神上是退缩的，在行为上像一个孩子，也不看我们，那么我们从一个治疗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他需要一个治疗。那么在第二次谈话中，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他不能停下来不讲他，他滔滔不绝的讲述自己，并且讲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他所有讲的东西对于分析家都是重要的，他讲了他和死亡、性的关系，重要的是，他所有讲的东西是对任何人都没有讲过的。我现在讲的是在法国和其它国家遇到的精神分析的困难之一，我在这里讲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控制。在听了这个孩子的讲述以后，让精神分析家很高兴，我们相信我们会做一个非常漂亮的工作，有很多东西会让分析家非常兴奋，但是接下来，他不来了，再也见不到他了。这个意味着，如何结束和这个少年的谈话，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问题，而这个结论的问题是和付费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付费是为了让孩子、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亲有一种分离，那么这个时候也让青少年稍微的付一点点。因为一个逻辑的原因，他应该付三元钱，为什么呢？如果是一元钱的话，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的个体是不得了的人，如同在公共场所手淫的青少年一样，那么“二”让他想到的是两代人，“三”是三代人，但是不能够太多，同时也是父母亲要付费。必须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要求付费太多，他就会有更多的罪恶感，如果我们要求付费太少，他就会有羞愧。所谓太多的罪恶感，是因为我们说，你生活得太好，因此你必须付很高的价钱；而很多的羞耻是说，因为你完全找不到生计，你很穷，生活得很不好，不值得付费。让青少年付费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你的父母的话值多少，你的话值多少，所以是三的数字。如果这个付费没有被清楚的解释和理解，那么这个青少年就不会来了。这非常的重要。

符号性是从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出发的。现在我谈对精神分析家这边，这个青少年讲了所有的东西就再也不来了，分析家这个时候在想什么呢？这样一种谈话让我想到的，他们是处在Méloncolie的状态中，整个精神分析不是进行多少次，而是一个地点，我们进行工作，最后我们找到真相，我们能够和死亡和平相处。我们已经区分了抑郁和Méloncolie，抑郁是一个存在的痛苦，而Méloncolie是一个不在的痛苦。在法国，这样一些Méloncolie的患者他们给分析家讲的时候，类似于在临死之前对神父讲话的人。对于精神分析家来说，这个人的第一次谈话的话语，我们应该理解为是他最后一次谈话的言说。如果我们仅仅是很高兴，而没有讨论付费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没有说：我们明天应该继续工作。那么就意味着他自己觉得自己最后一次言说的观念得到了证实。因此，很重要的是，在这个谈话中，如果他做了一个梦，画了画，我们必须对他说，再下一次，我们再来解释这个梦，这个画。因为这个梦没有完全被解释，绘画没有被完全解释，就意味着在分析室里有一些活着的剩余。没有被完全解释的梦、绘画，就允许主体在分析室之外继续生活下去。对于这些正在阅读多弥尼克的个案的分析家来说，多伦多总是在这一次利用绘画和胶泥的模型，而作为另一次分析的开始。现在，在这个第二次谈话中，青少年必须给我们讲，他自己的起源。在峨眉山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个案，是《黑暗中的欲望》，就讲了在黑暗中非常的害怕和担心，这个和青少年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峨眉山的个案让我想到自己遇到的一个青少年的个案，我在请他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一个太阳，然后他就在纸上涂了五分钟，把太阳的旁边涂了一个黑色的圈，我于是问他，你在那里？他说，这个太阳是其他人所在的地方，而他自己是在黑暗中，这个黑暗中没有光线、月亮和星星，始终都是黑，像一个恶梦一样。我们让孩子或者青少年画画以后，多伦多教给我们的技术是：让孩子讲这个绘画中蕴涵的话语，也就是说，他画中究竟说了什么，也就是画中到底画了什么。我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分析家，我的第一个个案的控制者就是多伦多，她说：他的身体不在画中，人也不在画中，但是他确实在那里。多伦多称为“主体的赌博”，就是说，我们敢打赌，主体一定是在的，在那里。我很喜欢这个词，就是说这里面一定是有主体在的，不管他画了什么。今天我们讲的是具体的东西，那么就可以把理论和临床联系在一起了，我具体讲一下，他13岁半，自杀未遂一次，在外面流浪了三次，他无法到学校去，而是整体呆在家里，躺在床上，完全不动。我是在自己的分析室接待他的，让他画画是在我们第二次会谈快结束的时候，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让他做点什么，我就再也看不到他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他的父亲和他的阿姨一起的，他的母亲因为严重的疾病住在医院，而第二次他讲了太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让他留一点东西在这里的话，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于是我让他画了这个画。我们这里是很重要的，他并没有画出自己的形象来，这涉及到的是自我和主体的区分，经常的是，当要求青少年画画的时候，他们通常会画一个人，男孩画一个男人，女孩画一个女人，这个时候他对自己的自我有一个投注，但是对Méloncolie的青少年来说，他就没有对自己自我有一个投注，于是他们就无法画出一个人来，就画出的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而这提出的问题是，不是说主体谁的问题，而是说主体从哪里来的问题。这里提出的是自己出生的原因，因为什么使他出生，因为什么使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时候与其说他没有能力来画出自己的形象，还不如说他无法表达自己存在的感受。在这个绘画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切分，在其它彼者和自己之间的切分。注意到的是，他自己和其他人的关系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不是说别人在学习中更成功，其他人更能吸引姑娘的注意，其他人的父亲更有钱，他在这里表达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生和死的问题。为什么是生和死呢？是因为其他人生活在阳光中，而我是生活在黑暗中，正是这样让我想起峨眉山的个案。太阳对孩子来说应该理解为，它如同话语给予了事物以形式，同时太阳也代表来的，去的，还有再来的东西。在第三个讨论班中，拉康就说到了，最早的能指的对子就是白天和晚上。在古希腊有三个伟大的戏剧家，他们都写了关于俄狄浦斯的戏剧，他们都是借助于斯芬克司的嘴巴给俄狄浦斯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动物早上是四只脚走路，中午是两只脚走路，晚上是三只脚走路。俄狄浦斯说是——人。但是只有第一个作者，说斯芬克司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姐妹给了万事万物形式？答案就是白天和黑夜。我为了要解释这个绘画，我不得不利用神话的故事，实际上每一个个案都包含着整个文化，这一点是非常独特的。太阳代表着什么呢？首先代表的是话语，同时代表的也是主体的在位和不在位。同样在希腊的神话戏剧中，俄狄浦斯也懂了，太阳既代表白天也代表着晚上。在这里，太阳作为一个话语，它足够的命名了主体，以便主体能够和他的在位和不在位打交道，而这个特征不在Méloncolie里面，因为他恰恰不能够和在位和不在位打交道，正是这样，这些Méloncolie的人会说，我完全在这次分析中在场，而在下一次分析中完全不在场。话语类似于穿梭在织布的线，在织布上就是在场，穿过织布，在之下就是缺位，不然的话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洞，在此，做了针线活的学生能比其他人理解得更快。但是这样的一个太阳并没有和黑暗有关系，在这个个案中，这个太阳表达的是能指性的黑夜，如同拉康说的，最初的能指是白天和黑夜。

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人们考虑了Méloncolie，有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个意大利人，他是15世纪的人，他说了有两个Méloncolie的时刻，一个是中午，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任何阴影，一个是晚上，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光线。太阳意味着这些其他人都具有话语的能力，他们能够和在位和缺位打交道，我们不是让黑夜反对太阳，而不是说要让黑夜和太阳鼓励，而是鼓励他成为其他人中的一员，因此不能是两个，而是三个，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付费的“三”的数字。处在Méloncolie中状态中的人，首先是紧张症，这时他就不能动，但是如果当他脱离这个紧张症以后，他就具有很强的进攻性，他就会去攻击彼者。他处在紧张和进攻的对子中，一方面他什么都不能动，另一方面他处在暴力、乱动的状态中，一个是死亡的状态中，而另一个是生过分的在场，他不能做相互的循环，而是从一端突然转换到另一端。如果对于所有的临床工作者来说，当我们面对一个少年非常的骚动，我们必须系统性的、制度性的问，是否他曾经出现过木僵的状态中；而当我们面对一些木僵的青少年，我们就必须问，他是否曾经有非常进攻性、非常骚动的时刻。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判断，他是否是处在青少年期的Méloncolie的颠狂状态中。也就是说，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第一次有父母在场和第二次的谈话中，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是否有紧张症和进攻性的行为，他饮食、睡眠的身体情况。我们说，太阳并不假设纯粹黑暗，而是假设一个有意味的晚上，这个有意味的晚上是说，这个晚上也稍微有一点光线，同时这个光线使我们不是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状态，我们大概能够走路；他也假定了一个白天，这个有意味的白天，就是说这个太阳有一个些阴影，而不是这个意大利人说，纯粹的光线和纯粹的没有光线的时刻，而正是这个有光线的阴影和有黑暗的状态中有阴影，这就使我们能够来描绘这个世界。中国就有山水画，云就起了阴影的作用，而太阳就起了光线的作用。

这个黑夜是一个言说的缺位，这个时候他说的是，所有的人都在言说和话语中，除了他以外。也许大家会说，这个少年他仍然在讲话，那么我们必须区分这个Dire和Discours，也许我们说，他在说，但是他并没有讲（霍大同：在这里，我们将Discours翻译成“辞说”），所谓的Discours，就是他在讲话，而这个讲话就类似于这个线在织布上上下的穿行，这个上下的穿行，就是代表的是一次一次分析的周期和过程，Discours是在周期性的做运动；而Dire，他在说，但是他并没有一个周期性的运动，他有一个倾向，他始终觉得说不够，要不断的说下去，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这样一种起伏的言说的状态。一个人不管他是多大的年龄，到我们分析室来，我们告诉他分析室的规则以后，也就是我们允许他做一个言说的周期性的运作，在整个周期性的分析中，他的言说能够展开，而正是这个，拉康将之称为“分析家的辞说”，分析家的辞说是允许分析者作一个周期性的言说，而对于刚才讲的青少年，他是想在一次分析中想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不是想作一个周期性的运动。也就是说，这样一种青少年，他们没有把这个周期性的说放在周期性的言说中，他们只是想一次就说完，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些主体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主体，他们试图讲出自己所有的事情，而这些讲的事情是最为的新鲜，最没有情感的讲出来。这样一个情绪类似于你们吃的辣椒，当他讲自己故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故事对他来说很不错，而另外一段经历让他很痛苦，你能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述，看到他与这些故事是有关系的，而前一种情况中，他的讲述使你觉得，他完全和这个故事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说，这个涉及到的是一个身体性的痛苦感觉，之后青少年就会讲到自杀的企图，他很痛苦，但是之前他没有感觉到痛苦。比如说我们关门的时候我们的手被卡到，我们的手很痛，这个痛苦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而对于那些用进攻性的行为来对待彼者的人来说，他们使要看到彼者痛苦的表情和表达，而这些痛苦的表情在自己这里是没有的，他希望在彼者那里看到它。也就是说，我们精神分析学家是对从没有节奏的Dire到有周期性节奏的Discours的转换，是有责任的。这样一个周期性的言说允许他们和自己的身体一起生活，因此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问题：我从哪里来？这个时候他提出的问题是：这个主体从哪里来？这个时候他会问：凭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正是这样我们要问他的姓和名字，我们要和他的姓名一起工作。

在我们的讨论班的第一次，我们说了，孩子提出的问题是：孩子从哪里来？这个孩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被弗洛伊德命名为“幼儿性欲理论”。我们能够在幼儿性欲理论的旁边放上冲动的概念，它包含了四个小的因素：来源，推力，目标和客体。为什么我们要把冲动的概念放在幼儿性欲理论的旁边？是因为这个冲动代表了部分冲动之一。这个幼儿性欲理论始终代表着冲动的不满足，当孩子回答孩子从哪里来的时候？他会用肛门的性欲来回答：母亲制造孩子如同自己制造粪便一样。比如说口腔的冲动，在弗洛伊德时代，孩子就会认为孩子是从耳朵里面生出来的，因为声音进去以后，孩子就出来了。相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孩子总有一些孩子从哪里的来的，奇怪的观念。因为他们这些孩子在吃饭、看人、玩游戏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快乐，那么他们也幻想，他们来自于母亲的同样一种快乐。这个地方还没有涉及到冲动的升华，孩子觉得自己像粪便一样被生出来，或者自己像市场上买东西一样被买回来，这个如同金钱一样的粪便不同于在市场上的买卖，后者是没有被升华的。这个幼儿的性欲理论在潜伏期的时候被压抑下去了。

在青少年期苏醒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力比多。力比多的觉醒使得生物学的乱伦成为可能。我说，力比多是一个性的能量，它在生物的冲动上起了一个推力的作用。同时在青春期的孩子那里，他发现，乱伦并不是仅仅是在父母和他之间的故事，而是一个在文化和社会中循环的事情。这样一个乱伦禁忌不仅仅在他和他父母之间的故事，而是在整个文化中循环的一个规则，而这个规则在他和他同伴身上都是有效的。对于他自己，他能够意识到他是性生活的一个结果。这个父亲是一个具有能够和母亲有一个性的关系，一个生殖关系的人，而这样一种性的和生殖的关系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自己。那么他要想理解，他自己的出生是因为简单的享乐还是因为欲望，因为我们能够认同于彼者欲望的能指，但是这个享乐是没有能指的。弗洛伊德的理论能够允许我们区分从童年到青少年的过渡，而关于享乐的区分，应该归功于拉康。而这一切能够允许我们理解，完全的晦暗性和有意义的黑暗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完全的晦暗性，表示出主体没有一个能指能够代表他，表示他出生的原因是欲望这样一个事实。因此，这个时候，这个S1代表着父母欲望的能指，S2代表主体的能指，这个时候，缺少了这两个能指，只有主体，这个主体只有被一些物体所代表，他就处在紧张症的状态中，他就类似于一个古老的物体、一具尸体一样。而这样作为一个物体的主体的状态，就让主体处在一个实在的死亡状态中。怎样通过分析的工作使得四象（S1，S2，$，a）联系在一起呢？这是我们明天要讲的。

问：我们精神分析应该怎样来利用这些神话？

非常感谢，这对我们的方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同时这涉及到的是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的历史，精神分析在世界上传播的历史，这值得一个非常细节化的回答。

它涉及到的是，弗洛伊德讲的，性的差别。那么，对于性的差别，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具体和明确的；但是在我们的精神系统中，这并不是很清楚，它涉及到的是性幻想，这是我们明天要讲的。和沙柯、雅内不同的是，弗洛伊德认为所有人都有一个无意识，而这个无意识并不是像癔症一样一个病理的形式。拉康继续弗洛伊德这样的一个陈述——我们不能忘记拉康，如果忘记拉康，就忘掉了精神分析，拉康说，语言是无意识的条件。因为拉康的这样一个陈述是以弗洛伊德的论证为基础的，在弗洛伊德和拉康之间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那么现在我们从弗洛伊德开始。

弗洛伊德说，所有的人都和无意识有一个关系。弗洛伊德的这样一个发现，和拉康的“语言是无意识的条件”，就类似于我们的左右脚一样，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够前进。有一些作家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出发来构造自己理论的，比如克莱因和温妮科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拉康是我们理解弗洛伊德的工具，如果说我们不需要拉康，最后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弗洛伊德。在中国我们不能犯一个在其它地方范的错误，我是带着友意说这样的，对于拉康，那么两个学科是必须的：一个是雅克布森的语言学，还有一个是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而两者在弗洛伊德时代都是存在的。弗洛伊德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依赖于当时的神经学和热力学，但是当他在说，每个人都和无意识有关，他发现孩子和同性的双亲竞争的关系，比如男孩子和父亲，或者代表着父姓功能的人竞争，还有孩子和异性双亲爱的关系，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每个人成为人的必然性，是通过对自己梦的分析得出的，于是弗洛伊德说梦和症状是一样的，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在他患者的症状中发现了和同性父母的竞争关系——“是”还是“不是”，孩子和自己异性父母双亲之间的爱的关系——“是”还是“不是”，这个矛盾的状态；同时他在自己的梦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东西，现在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的发现是在当时维也纳的这样一些人中存在，还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要找到另外的一些支撑，除了神经学和热力学以外的支撑，这个时候他找到了人类学，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科学，还有神话学。在弗洛伊德的分析室我们看到很多的古埃及的雕塑，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有一些是假的。同时他有一个回忆，非常的强烈，当时他到巴黎，在法兰西戏剧院，他看了俄狄浦斯王的戏剧。这样一个在巴黎的经历使他崇敬希腊的文明，俄狄浦斯王的戏剧始终在他的脑海里，那么当他寻找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时候，这个就出来了，就是在自己患者和自己梦的支撑点以外，还有第三个支撑点，就是希腊的戏剧。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允许他看到患者、他自己的梦还有希腊戏剧的类似性，于是他将这个类似性称为俄狄浦斯情结，但是这个类似性并不意味着当时的维也纳人和公元前的希腊人有同样的生活，而是说他们经历的是一个共同的冲突。弗洛伊德没有做一个社会性的比较，而是描述了内心的冲突。

有了这三点以后，他就想进一步的寻找，这些和西方人类学家不同，他们在一些和西方社会不同的社会中工作的成果，也就是说他要想在距离他维也纳的社会中——在时间上是古希腊，在空间上很遥远的其它文明上——来证明自己发明的可靠性。以科学的名义，在那个和我们的时代，人们在寻找着最早的人类文化产物，这个寻找就称为“神话”。以科学的名义，在遥远的社会中寻找他们的规则、神话、他们的习惯等等，这个工作就称为“人类学”。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够理解，在神经学和热力学之外，弗洛伊德要把人类学和神话学进入进来，作为精神分析家训练的一部分。如果他请求他的学生——琼斯，研究民歌，而自己写了《图腾与禁忌》，是为了寻找到这样一个位置。就是在20年代初的时候，精神分析已经有了在全世界的传播，在英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甚至在印度，当时在法国还不是很多，为了伴随一个传播，就有了两个杂志，一个是为了贡献给心理病理学的，一个就是贡献给神话学的。这个就是在弗洛伊德那里的必要性，以便显示无意识的普遍性。

当时，弗洛伊德在一个美国人类学家——Kroeber，他是美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他获得了很多的灵感，而他本人在1921年和1931年，在公开场所说过：人类学也非常需要精神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就存在一个人类学和精神分析之间的交换。这个是我要想回答的三个回答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精神分析的传播——俄狄浦斯情结，简单看来，这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和孩子。在拉康之前，存在着在一个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领域的混淆，因为对于拉康来说，这个俄狄浦斯情结是：母亲、孩子和石祖，这正好是我们正阅读的拉康的第四个讨论班的那个图，在那里，拉康走了关键性的一步（霍大同）。那么这个时候在印度和日本，有一些精神分析家来解释俄狄浦斯情结在他们那里发生的情况，说：他们强调母亲的作用和孩子对母亲的认同，同时在克莱因那里，她也发现了孩子和母亲认同的问题。这个时候，同样的，波拿巴公主回到了法国，因为她很有钱，她就派了两个人类学家，Malinowski（他是一个人类学家，后来在英国，是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奠基人）和Rohem（精神分析家），派他们两个人到了一个岛上，用一个人类学的观察方法来观察那些土族人有没有俄狄浦斯情结，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当然，情况还是有一些不一样，Malinowski得出的结论，是，乱伦禁忌不是来源于父亲，而是来源于舅舅。由此就提出一个问题，很多人认为Malinowski是反对弗洛伊德的——因为禁忌来自于舅舅，但是实际上他是很崇敬弗洛伊德的，那么问题就是，我们就不存在一个父母、孩子的核，这个混淆就在于我们认为是具体家庭，其中有父母和孩子。而拉康认为，母亲是第一个大彼者，然后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石祖，这个石祖是性欲与法律。因此，准确的句子不是存在一个父母、孩子的三角，这是一个错误，这个句子应该是说，有一个原始的大彼者，还有一个孩子，还要欲望和法律。这样一个三角在不同的家庭中有不同的形式。

当蔡华的书《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关于摩梭族的研究）在法国出版以后，很多的人没有读这个书，他们说，弗洛伊德结束了，拉康也完了，家庭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三角关系，而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到斯特劳斯的实验室和他讨论过，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欲望和规则，仍然存在着孩子、母亲和石祖的三角结构，这个社会虽然没有家庭，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夫妻的婚姻的家庭。这是非常好的工作，斯特劳斯认为他是自己最好的一个学生。另外一个人——Rohem，他同时也接受了一个人类学的训练，他的工作和Malinowski不一样，Malinowski做的是一个标准的人类学的工作——他们如何生活、这些人的习惯等等，这个人做的工作是要这些人讲自己的梦，不要忘了，弗洛伊德认识到俄狄浦斯情结，是通过自己对自己梦的分析而来的。他在这些人向他讲述梦的人中，看到了幼儿性欲理论和对阉割的焦虑。所有这些印度人和日本人的工作，使得很多人对俄狄浦斯情结有一个混淆，而拉康给予了俄狄浦斯一个逻辑的基础。现在我们到了神话学，是最为重要的。

当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家在讲神话学的时候，我们是从治疗的方法出发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听某一个人在说的时候，这个神话学有什么用呢？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在弗洛伊德《释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找到一些指示。

这个时候弗洛伊德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和中国的士大夫一样，是很有文化的，他知道在他之前有很多人都想解释梦，这个时候他受到一个德国浪漫主义的思想家的影响，而这个影响来自于卢梭，代表之一就是让.保罗，他写了一本书《我的梦和选择》。人类总是会提出问题，当我在做梦的时候我是谁？梦想说的是什么？当我做梦的时候，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庄子在梦到蝴蝶的时候提出的：我是蝴蝶还是蝴蝶是我？关于第二个问题——梦究竟想说什么呢？人类于是将梦符号化，利用一些符号的东西来回答梦究竟想说什么。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在希腊找到了梦的符号的手册，就是梦到什么就意味着什么的手册。比如说，弗洛伊德引用了这个人的说话，一个人梦到自己掉了牙齿，意味着我要丢钱了；当我梦到一个大耳朵，就意味着我要和一个哲学家讨论问题，而我引用这个说，当你梦见一个大耳朵，你就要见一个分析家。弗洛伊德带来了第三个水平，他说，在理解自己梦的过程中，最重要是做梦的人如何讲自己的梦。通过这个，弗洛伊德说，在梦中，存在着两个机制，一个是凝缩，一个很小的部分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弗洛伊德将其称为移置。这个时候弗洛伊德不是说，当做梦者讲了梦以后，就用一本做梦的字典来解释，而是说，你的梦讲述了一个和你有关的事情。而神话的财富是在我们主体之前被创造出来的，而弗洛伊德说，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利用这些神话学中的东西来说还没有被写下来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了陶小姐关于主体预先决定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回到小姐的问题，如果你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解释神话，那么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神话是很清楚的，按照中国传统的分析，它有一个意义，这个时候是不需要研究的，如果你真正对此做一个研究，得到了一些新的东西，那么你和传统的解释就有很大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就是很麻烦的。对我来说，我认为，显然我希望精神分析进入中国，不仅仅是给中国带来一些新的东西，而是给整个人类带来一些新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就应该有一种更自由的思想，相对于中国的神话和思想，我们就要讯问传统的思想：神话、儒家和佛教的思想等等。通过这些讯问，也许我们能获得一些新的东西。我显然更希望中国人给我讲中国的事情，而不是法国的汉学家给我讲的中国的事情，一方面它会带来一些冲突，另一方面它因为带来这些新的东西，那么不仅仅是对中国，而是对世界，对全人类都带来一些新的贡献。

《四大辞说》

我想大家已经理解了我利用了两个青少年的模型，来谈论青少年性欲的问题，一个是癔症的形式，一个是 Méloncolie的形式，谈论青春期性欲的问题，同时来勾画童年期经过潜伏期，再到青少年期的过渡。这三个期在青少年发展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昨天我们的讨论要结束的时候，我写了几个子母——S1，S2，$，a，那么这几个字母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是非常熟悉的。这四个字母，第一个叫做主人的能指，第二个叫做知识的能指，第三个是被切分的主体，最后一个是欲望原因的客体，正是这四个子母能够使得拉康谈论辞说的问题。这是拉康在17个讨论班讨论的问题，他说，辞说和简单的言说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一个辞说并没有话语，那么就存在着一个界限，而这个界限正是我今天讨论的出发点。

这个所谓一般的“说”，它分成一个说话者，一个倾听者和说的信息的传递，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说；而这个辞说，是由我们刚才说的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这样一个辞说可以对要素的强调，这个时候一般的辞说就发生变化，四个一般的辞说就变成了四个辞说：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S1上，就变成了主仆的辞说；如果我们把强调放在S2上，辞说就是大学的辞说；如果我们把强调放在$上，就是癔症的辞说；如果我们强调a，那么辞说就是精神分析家的辞说。也就是说，四个辞说包含了一个一般性的辞说，通过不同的强调，我们就有四个不同的辞说。昨天我谈了，这个辞说和一般的说话之间的差别，涉及到的临床的例子是，某些青少年到分析室来了以后，他们说了他们全部的历史、很多的东西，说完之后，他们再也不来了。我们同时举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辞说就相当于我们在织布上绣花一样，我们在织布上下穿行，这样就具有一个周期性，那么今天我们为了理解这个辞说，我们就说，如果绣花的目的是相对于客体小a，那么绣出来的就是精神分析家的辞说。那么就是，如果目的不一样，绣出来的辞说就不一样，四个辞说就类似于四个不同的绣花的图案，辞说就是绣花的过程，因为目的不一样，那么绣出来的花、图案就不一样。每一个辞说都作为一个运算子强调了一个重点，每一个辞说都有一个社会的联系，对于一个分析的辞说来说，它涉及到的是精神分析设置的建立，这是我今天想讨论的问题。我非常感谢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来和我讨论个案，我也希望你们理解，在哪些方面我特别的强调，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分析家都对建立一个倾听而负有责任。如同我在接待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和我在法国作为一个控制者接待分析家的时候，当人们说：我有一个分析者，他说了什么，他画了什么。这个时候我就会喊他们停下来，说：不要这么快，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接待他的？你是怎样准备解释将要进行的工作的？对于一个分析者来说，尤其是青少年，如果我们仅仅说我们在倾听是不够的，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这个话语的重要性，话语作为最重要的精神的药物，它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希望你把冒到你脑袋里面的东西都说出来。这是首要的事情，如果他说话有困难，我们才建议他绘画，或者做胶泥。也就是我们要这个情势结构化，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分析的情势结构化？比如说，我在精神病院工作，当我上班的时候，精神病医生就会给我说，昨天来了一个病人，他有幻觉，但是我们比知道他是属于精神病的范围还是神经症，我当然会问，他来了以后你们是如何诊断的，给了什么药物。然后我见患者，当然我不会说你把脑袋中的全部说出来，我会说，为了了解你的困难所在，为了了解你为何如此痛苦，我们需要有进一步的澄清，我会提出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来询问他。有了几次最初的询问以后，我才会决定他是否做一个精神分析，如果进入这个精神分析的工作，我才会提出一个精神分析基本的规则，然后他同意，我们展开工作。因此是有区分的，是一个一般性的询问和进入分析的情势，是区分了的，是有很好的构造了的。但是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我都是带着精神分析家的耳朵在倾听的。所谓精神分析家的耳朵，不是掏耳朵的那个耳朵，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家用他自己精神分析家的耳朵，是用他自己无意识的“知识”和“经验”来倾听，而这个无意识的经验是在他自己作为分析者的时候理解的，这是第一重要的；然后是精神分析的理论，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在精神分析协会学到的理论，他用这个理论来倾听。这两者的关系——自己无意识的知识，是在自己分析中理解到的，和在课堂上学到的精神分析的知识之间，显然是我们作为分析家的倾听是根据无意识的知识来进行的，而理论的知识是在倾听之后，也就是我们在倾听，然后我们利用无意识的知识来给予一种理解，之后才有我们借助于理论知识的步骤。

当时在弗洛伊德同时代，有一个分析家，叫做赖克，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用第三只耳朵倾听》，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说的是精神分析的位置和立场，还有一些临床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家，他们利用他们在大学学到的知识来倾听，那么他们的立场和精神分析家是不一样的。拉康就说，是一个精神分析的设置的提议，创造了分析的请求。拉康在他整个的教育中，都强调了精神分析设置的建立。他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是，精神分析设置的提议，创造了分析的请求。

我们要区分关于请求的问题。对于某些孩子和青少年来说，他们会有被倾听的请求，而精神分析家看待这个请求是说，要在这个精神分析的设置下来倾听。这个是很重要的，某些青少年来了以后，他们说了所有的东西，这个时候他显然有一个被倾听的请求，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在分析设置下的请求，那么他说完就再也不来了。

昨天晚上我接待了一个人，他在一个中学中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工作，他讲述了一些在中国和法国，其它地方都普遍存在的症状，问题是，这样一个学校的临床工作者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同时很多人以一个精神分析的框架来工作，并且卓有成效，那么，遇到的这些症状都是很普遍的，所谓普遍是大家都熟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例子都是一样的，它们都需要一个特殊的处理。有一个人有一个怀疑性的焦虑，他不能说话，只能写出来，当写他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写的都是很正确的，但是他马上就有一个怀疑，但是在写怀疑的时候，有一个地方错了，那么这样一个书写的错误对我们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而是一个语误，它是有意义的。所谓把这个书写的错误应该理解成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笔误，目的是要告诉这个中学生，这个错误是在主仆的辞说的背景下发生的，通过你的笔误来理解自己的无意识，需要你进入一个精神分析家的辞说，也就是说要和我一起工作，才能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笔误。这样一个分析的情势，分析的辞说，和其它的临床之间的差别是：其它的临床设置中，他们关注这个症状，将其称为疾病，而全力工作，想消除它；而精神分析的设置的目的是，想抑制这个症状，在这个症状的后面，是一个话语，是一个阻碍，如果我们抑制这个症状以后，这个被压抑的话语也许就会冒出来。当时这样一个分析的情势就涉及到一个转移的过程，那么这个抑制和转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当时50年代的初期，人们经常说：分析者的转移，分析家的反转移。那么拉康说：不是说没有这个术语指示的东西，而是说，这个“反转移”的术语给了分析家有太多的幻想，完全把他们的脑袋塞满了，很不利于分析的工作，不能够准确的表达分析家的工作。因此拉康建议将“反转移”的术语划掉，而是用“抵抗”这个术语来替代，所谓抵抗，不是说抵抗分析者的同情，而是抵抗分析家自身无意识的知识。

刚才我们说，精神分析的辞说把重心放在了欲望的原因上——客体小a，显然的，在精神分析的设置中，分析者会讲到自己的客体，而这个客体和彼者的关系，通过转移，最后分析家就处在这个客体的位置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分析辞说的中心位置就是这个客体的位置——构成欲望原因的位置，它构成了分析家辞说的中心。这样一个客体的问题也是青少年的中心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对于彼者来说，我是怎样的一个客体？我们说，某一些青少年是处在，，中而建立的，他们的问题是：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也就是在我生命的开始和结束我是如何的？而这样一些问题对他来说是非常悲伤的问题，这个极度的悲伤会导致他对彼者强烈的进攻性。这样一些少年，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是和某一些丧失一起生活，是存在的一种丧失。孩子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是借助于彼者，借助于和母亲目光、声音的连接才能够生存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乳房、目光、声音，后来这些客体是获得了一种升华，而另一方面，这些客体是丧失了的。也就是，孩子遇到了第一次的丧失。这个丧失实际上是通过被剥夺的方式被丧失的，那么最初的剥夺者在西方我们命名为——父亲。这个原始的父亲有一个绝对的权力，正是这样，我们在神话当中，我们用“神”来命名他。同时我们能够看到，在早期的神话中，有一些夸大耳朵、眼睛，是一些局部冲动的表现，也就是最早的原始的父亲是局部冲动的表现，而这个局部冲动的位置不是我们的位置，而是精神病患者处的位置。正是这样，这些剥夺是通过精神病患者的谵妄和幻觉表达出来的，而在孤独症患者中，我们和他们的目光和声音交流，你会发现他们处在一个混沌的、死亡的、世界末日的状态中。对于这个神经症的患者来说，他的表现是，他们做一些献身性的工作，比如看到一个人很穷，于是就捐钱给他，通过一些局部性的行为，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最早的客体被剥夺的痕迹。对于一个精神病患者来说，他的献身，就是对自己整个存在的献身，不可能像神经症患者一样，通过谈判，通过一个符号性的付出来给予。经常在精神病院中，人们使用电休克来治疗 Méloncolie的患者，在这个治疗中，Méloncolie的患者可能变得很安静，但是你仔细倾听，他其实是说：当然我是安静了，实际上我是要死了，所以我才安静下来了。也就是说，孩子被这样一个冲动剥夺，这个原始的剥夺者被弗洛伊德命名为“原始的父亲”；而拉康却用一种结构的方法将其命名为“剥夺”。但是在这个剥夺中，并不是所有的满足都被剥夺了，这个满足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幻想被重新的找到。拉康幻想的公式是$<>a，被语言切分的主体，他和客体小a有一个联系，也有一个分离。第一个运算子，就是第一刀，切分了主体，就是语言。通过语言，我们可以其它彼者谈论很多东西，比如一般性的人、一般性的物体，这样我们进入一种绕舌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不是一种解释，解释是要回答，这个被切分的主体怎样和客体有一个怎样的关系。所谓“绕舌”，在分析中可能出现的是，一个少男可能被少女所吸引，分析家说，这个很正常。这就是绕舌，它不是解释，解释是针对某一些客体和与客体的关系进行的。

我们要理解，这样一个切分的标志，不是一个语言把一个主体切分开了，而是刚开始有一个存在，因为有一个切分，所以有了一个主体，所以主体是一个被切分的存在。我们不能说，有一个主体，然后被切分，而是说语言的切分产生了主体，于是主体就带着这个切分。没有这个切分就没有主体。如果我们在三点结上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实在界是一个身体，语言的进入身体就构成了一个对身体的切分，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一个想象的空间——通过这个语言的进入，就拉开了一个身体的距离。在这个公式里面表达的是，当语言切分了这样一个存在——身体，这个时候主体产生，不是一个完全的身体，而这样一种切分，不仅仅是说，这个身体从母亲身体中出来，同时也意味着母亲的身体也被切分了，母亲的身体也有缺失了，这样一个切分既对主体又对客体，这使得主体和客体都是不完整性的、一种缺失的状态。同样的这样一个语言的运作，使得孩子的存在变成了一个被切分的主体，同时也使得彼者成为了一个不完整的彼者，那么孩子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我要什么？在这个我要什么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她要什么？这就是拉康的命题：Che vuoi？这是意大利语，就是：你要什么？它来自于18世纪的一个作家，Gazotte，他写了一本小说，里面主人公是一个男的，他有所有的东西，除了爱，而爱在当时他是不可能得到的东西，那么他就到处寻找。一个很著名的场景是，在一个小巷中，魔鬼就变成一个大耳朵怪物，对着这个男子喊道：你要什么？！拉康就很喜欢这个小说，他想说的是：母亲用一个很粗的声音对孩子说，你要我怎样？

语言对孩子的切分实际上可以细分为两个时刻：第一个是，孩子被放在了语言的世界中，他被语言所触及；第二个是，孩子掌握了语言。第一个时刻是一个陈述：我被说。第二个时刻是：我是一个言说者。第一个时刻是一个被说的存在，而第二个时刻是一个讲的存在。在第一个时刻，我是一个被讲的存在，这个被讲是被彼者所讲，这个孩子和彼者之间就有一个强烈的爱和恨的关系，这是主仆辞说表达的东西；当我是一个讲的存在的时候，就是这个S2——知识的能指，所表达的东西，就是说，在分析的情势中，刚开始，分析者就处在被讲的状态中，通过癔症的形式，他幻想分析家能提出一个请求，他自己就成为分析家的一个客体。在弗洛伊德关于“倒错”里面讲到，孩子讯问母亲需要什么，当然是，母亲需要石祖，但是她没有，那么这种情况下，母亲就是一个“无”的存在，孩子遇到母亲这个无的存在就是孩子。。。。。的状态。在被讲的存在和讲的存在之间，有一个过渡期，那么在这个过渡期中，主体是和一个局部的客体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局部的连接是通过阉割来表达的，阉割表达的是：在被讲的存在和讲的存在之间的状态。那么这个阉割就不是一个实际的运作，它表达的是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在人类共同体中循环，同时也是生和死亡的法则。正是这样，我们就能够区分阉割的幻想和符号性的阉割。阉割的幻想是，我想象我被父母亲的一个所阉割；而符号性的阉割，它作为一个法则和协议，在所有人类共同体中循环，从而产生一种交流，这就是语言的交流。如果我们把阉割的幻想和符号性的阉割联系到一起，具体到实施阉割的实施者——父亲，就是说，通过阉割，避免了我和母亲的性关系，同时他将我接到了语言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父亲本身也不是一个全能的父亲。

我们讲的这个在高中统考中头痛和耳鸣的少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担心考试失败，这是一个阉割的焦虑，一个幻想，他不仅仅担心自己被阉割，如果他通过考试，他就阉割了父亲；但是考试的成功可以使他成为成人，和父母建立一个社会一般法则允许的情感关系，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符号性的阉割和这个阉割的幻想之间的区别。在这个时候，符号的维度处在了想象维度之上的情势之下，有一个新的实在的冒起，这个冒起就是一个性的享乐。在这个时候，我们说，青少年期是一个阉割的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个被讲的存在是通过剥夺导致的，而讲的存在是通过阉割而导致的。在被讲的存在和讲的存在之间的过渡阶段，拉康命名为“失望”，也就是孩子的请求没有被听到，但是如果孩子的请求完全没有被听到，那么他就不能够转变，必须要有一个部分的听到，孩子才能完成这个翻转。正是在这样一个请求的失望中，在请求没有被听到、没有被完全满足的情况下，孩子才存在一个幻想，他不属于这个家庭，而是属于另一个家庭，而那个家庭能够满足他所有的请求，家庭的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失望的状态中被创造出来的。为了和临床联系在一起，我们就有几个注释：第一个是，当他作为一个通过剥夺而成为被说的存在的时候，他丧失的是全能的状态；第二个注释是，当他接受一个符号性的阉割作为一个说的存在的时候，这时符号性的阉割使他丧失的是自己所有的请求都被满足的幻想，从而使他能够相对于他的祖宗而定位，使他处在代系的系统中，使他能够通过语言来达成关系。在符号的阉割中，这个父亲就成为传递自己文化的传递着，他肩负着祖宗符号性债务，他必须将祖宗传递给他的文化传递给后人的过程，来偿还符号性的债务，在这个意义上说，符号性的阉割和符号性的债务是相同的意义的。关于符号性的阉割的最后一个注释是我明天要说的，也就是通过符号性的阉割以后，主体就成了他的请求值得被倾听、能够被适当的满足的主体，就是说他具有了男人和女人的位置，他的请求能够得到彼者的回应。这个就是所谓“个人的神话”所描述的内容，所以我们强调了早期童年期到青春期，再到成年期的转换。也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在分析的情势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一个符号性的阉割，通过分析而接受一个符号性的阉割，这是针对Méloncolie的青少年而言的，这是明天所要讲的，明天的题目是《结论性的话语：关于对于青少年治疗性的行为》。

问：在阉割的逻辑中，怎样推出父亲不是全能的呢？阉割的幻想和符号性的阉割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呢？

精神分析如果要具有一种普遍性，它就需要有足够的抽象性，那么精神分析中的“父亲”就不能和临床中的“爸爸”相混淆。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少年必须将他的性欲符号化，而这个是将他生殖的性欲符号化，而不是以他童年期局部冲动的名义来符号化，也就是他的身体发生了一个改变，他要将这个改变符号化。拉康使用了三个术语来谈这个发展的阶段，第一个是剥夺，也就是说，通过语言导致了母子全能的分离，孩子和母亲都成了不完全的部分，而这个剥夺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第二个是失望，这意味着这个请求没有被听到；第三个是阉割，，，，，，，，，之所以这个请求能够被理解，是因为父亲作为阉割的媒介，他自己曾经就接受了符号性的阉割，他就，，，这本身就意味着父亲不是全能的。

我们要注意，如果没有分离，就没有我和彼者的问题，就是通过分离，才有了第一个大彼者——母亲，第二个大彼者——父亲，还有第三个大彼者——社会，，，，，这个大彼者不是一个具体的妈妈爸爸，，，，，，而是大彼者的三种形式。如果存在着一个母亲和孩子的共生性，就没有所谓阉割的问题，阉割作为符号的节点，它包含了三个部分：母亲、孩子和父亲。这个父亲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部分，而是作为一个局部。如果你们要真正理解我讲的东西，我希望你们重新读弗洛伊德，读拉康，从而获得理解。同时，在阅读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你们自己临床的经验。

问：向分析者解释分析工作的进行是非常重要的，是否需要一个无意识知识的介绍呢？对小孩如何介绍呢？

这个不是一个解释，而是说一个基本规则的建立，这里你没有懂，你很聪明但是处在改进的状态中。显然的，一个基本规则的建立，不是去解释，这里有一个无意识。实际上是通过一个谈话，是做一个评价，他有一个愿意被倾听的请求，他愿意做一个自由联想，这时我们将规则告诉他。

问：拉康不说反转移而说抵抗，那么这个抵抗包含着什么呢？

转移和反转移是很容易理解的，处在分析中的人，他有一种情感表达出来，转到分析家身上，而反转移是分析家对这种情感的反对。比如一个人始终来得很准时，我们可以说他有一个正向的转移，如果他总是迟到，我们说他有一个负面的转移，这些都是很好理解的，之所以我们说很好理解，是在意识层面上这么说的，，，，，，，，拉康在讨论精神分析设置的时候，一方面他提出了分析家的辞说，另一方面他，，，，，，，才提出了抵抗的概念，也就说分析家必须抵抗自己无意识的“知识”和“知道”，就是分析家不能够和他自己无意识的“知道”做游戏，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听到分析者自己表达的无意识。

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是弗洛伊德的例子，弗洛伊德在和少女杜拉工作的时候，少女离开了他，后来弗洛伊德在检讨自己的时候发现，，，，，，，正是这个问题使他无法在这个个案中向前走，，，，，，，，正是弗洛伊德在检讨这个个案的时候，不是说：我是不是，，，，，，，，而是说自己没有离开无意识的父亲的位置，没有处在一个分析家的位置。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处在一个学徒的位置，作为一个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他一开始就是所有人的父亲，，，，，，，，，，，

问：孩子一出生就到了语言的世界中，是不是母亲给予解释，语言才触及他；第二个是讲的时刻，这个剥夺和阉割都是父亲，但是我没有听到父姓的东西。我想请先生在这里多讲一下。

首先，你有一个和刚才女士一样的混淆，把父亲理解成爸爸，在拉康那里，首先是一个相对于母亲的彼者。当我们说话的时候，讲话语的时候，不是绕舌，也不是孩子语言获得的过程。所谓母亲的彼者，就是说孩子在幻想中，他幻想到一个暴力的父亲将他和母亲分开了，这是一个剥夺；而在第二个阶段，在被讲的存在中，我们讲了符号性的阉割和符号性的债务，对于孩子来说，他有不同的父亲的形象，这个形象和实际的父亲是有差距的。当时多伦多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她无法区分实际的父亲和符号的父亲。

问：（在for－da中，这个孩子是被讲的主体还是言说的主体呢？）

我们不能这样去说，不能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理论以后，所有的临床都清晰了，如同照相一样，所有的细节都对号入座了。你可以问，在多少岁，或者什么时候，孩子进入了语言的结构。

For的孩子在和这个线圈做游戏，实际上是在和母亲的不在场做一个娱乐，可以看到，他和一个线圈做一个符号性的游戏，，，，，当时他处在欧洲语言原因的位置上，刚好母亲不在场，这里又有一个线圈，他就表达了母亲的在场和缺位，这表达了他试图登陆在符号界的努力，，，，，，，不能考虑一个被说和说的过程，在拉康那里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显然的，另一方面，你理解了相对于成人面对他来说，孩子通过在场和不在场更容易进入符号界，，，，，，，，

问：分析家对自己无意识知识的抵抗，和自己的转移有什么关系？分析家的抵抗和分析者的抵抗有什么关系？

我想对于转移和抵抗的问题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没有办法获得一种解释，分析结束了，用不着获得一种解释的表现。之所以是绕舌而不是解释，分析者需要解释自己的客体，同时我们需要解释他将分析家当成什么客体，也就是对客体小a进行解释，这是标志分析的进展的标志。总是说容易于做，显然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做。

时间过得很快，对我来说，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天是我最后的一次课，如同我向人们许诺的一样，今天我将以，，，，，，，，，，和大家控制性的谈话，受到的启发和影响是相关的，但是，，，，，，，，这些谈话不是公众性的，而是一般性的。

我首先是从材料开始讲，那么这个材料首先就是言说。当某些人不能说的时候，才是绘画或者胶泥。在成都或者巴黎，我遇到一些年轻的分析家，他们到我这里来，希望获得一种控制，那么他们就带着患者的绘画和泥塑，然后问我：这意味着什么，控制先生？我想说的是，这个雕塑和梦的内容是不重要的，而是做这个梦的人对其的解释，以及你对，，，，，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解释是最重要的，那么就意味着建立框架的必须性。一个设置的必须性不是说他一周来的次数，付费的多少，而是要让他理解，他和你的工作在什么意义上工作。这个框架的建立能让你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而这个框架的基础、这个原则，就是自由联想的原则，我稍后将用两个辞说——癔症的辞说和分析家的辞说——来讨论它。

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则，我们可以说是给予分析者游戏的规则，同时对于分析家来说，也是游戏的规则。对于分析家来说，如同弗洛伊德说的“悬浮的注意”，当你在倾听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最为自由的联想，，，这个规则邀请了精神功能最为自由的运作。我为了结束我整个的讨论班，我想谈论的就是，一方面是非常理论化的，一方面是非常临床的，当然最终两者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当代的青少年对于精神分析的设置是很感兴趣的？也就是心理的戏剧。

我们从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和瓦隆开始，他们的工作是讲，青少年精神的发展和逻辑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过程被他们归为四个要素：同一性（a=a），否定（a≠），邻近性（如果就意味着），推理（假如，那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具体来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同一性就是说，一个人等于一个人；然后一个人不等于一个非人；还有，如果说一个人是对的，那么这个非人就是假的；一个人是和一个非人不一样的，就意味着这个非人不等于人，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非人等于另外一个非人。整个这样一种陈述，都是一些符号的运作，是一种符号性的陈述，那么这四个逻辑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四个符号性的运作，它一方面表达了一个二元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它表达了在二元差异性上更多的差异性。比如以颜色为例子，蓝色，，，，，，那么蓝色不等于蓝色就是假的，同时蓝色，，，，，，非蓝色不等于蓝色，但是不意味着所有的非蓝色等于非蓝色，比如绿色就不等于蓝色，，，，，，，有了这两个陈述以后，我就发现青少年对两个逻辑感兴趣：，，，，，，非a不等于非a，也就是说，，，，，，人们经常没有考虑这一点。那么这样一个逻辑，正是人类学家工作的、符号界的陈述，因为人类学家关心的是生和死的问题，，，，接下来的推论“我可能是死的”，就推不出“我是死的”，，，，后面两者的差别就在精神病的患者中听不出来，要获得第二个和第三个陈述的差别，就要参考祖宗的问题，而这个祖宗我们谈论了，是关于父姓的问题。当一个青少年没有办法区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想试图想理解，自己的身体是否是作为，，，身体实在性的享乐来证实，比如酗酒，，，，不断来证实自己的身体是活着还是死亡的，并且通过这样一种享乐来获得这样的区分，也就是说，所有的逻辑都是由身体所支撑的。在“”的陈述中，这个陈述就意味着我和已经死亡的祖宗是有关系的，也就是我进入了生命的共同体，从而使我和社会有一种联系，而所谓和祖宗的联系，它包含了三个等级：祖父辈，神话了的祖宗，还有就是话语的法则。在临床中，我们遇到的就是有自杀企图和曾经自杀过的人，他们具有第二个陈述的思想，他们是可能死的，但是他将其变成现实，对此我们一会回来讲。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差异性——男女的差别。如果我们把第一个生和死的差异性引入符号的运算中，我们就会发现：活人等于活人，和死人等于死人都是没有问题的，，，，，，，，死人不等于活人，显然，死人不等于死人的，，，，，，，注意到，要理解，逻辑总是和书写、文字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次讲课第一次我就书写了，同时对于某些青少年来说，当他们进入理解逻辑的年龄的时候，有时候你要请他书写。在法国，有一些书写的工作室，那里效果也很好。

关于在进入男女的差别之前，我们仍然要补充一点：青少年需要把自己活着的身体符号化。为什么需要呢？，，，，，在孩子进入，，，，，成为了一个有缺失的大彼者的客体，是填补这个缺口的客体，但是，如果他真正成为了这个填补大彼者缺口的客体的时候，他就死了。第二点，是和我们昨天讲的for－da的例子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不在场唤起的是欲望，也意味着这个主体是一个缺失的存在，假如说这样一个缺失的存在能够充分的满足彼者的欲望，那么他就不是一个，，，，，，，，一方面这个缺失的存在欲望着欲望，，，，，如果欲望不存在了，这个缺失的存在就死亡了。

更准确的说，当时拉康写了这个幻想的公式：$<>a。这个被划掉的主体，还有客体小a，同时，，，，，，，，也就是说，a作为一个幻想支撑着主体的欲望，为什么a不是一个实在性，，，，，，，当我们去认同这个a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不是a。比如弗洛伊德说，他像乳房一样，让他的弟子吸他的奶。但是他不是一个乳房，，，，，，，这个话说起来就很平淡，同时在这个背后，你会看到弗洛伊德有一个对乳房的认同，虽然不是实际发生的，那么就可以看到，客体小a表达的是一个幻想的公式。比如说，我们说口腔的投注，作为需要，是奶——母亲的奶或者奶瓶里面的奶；但是作为一个冲动的客体，就不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而是一个幻觉（注释：冲动最早是对一个幻觉的投注，然后转换成对客体的幻想）——对实在的客体的幻想，而这样一个幻想提供了一种精神性的满足。通过这样一个幻觉，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口腔的冲动的投注实际上是凝结在口腔和耳朵上的。为什么说这个冲动的客体不是一个实际的客体，而是一个幻想的客体？因为冲动是对我们实际满足记忆的痕迹的再投注，，，，，，，有了幻想以后，它支配着我们去寻找乳房。而在整个冲动的投注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要区分三个时刻：吃，被吃，让彼者吃。同时目光也是：看，被看，让彼者看。声音也是：听，被听，让彼者听。当时第三个时间让大家有点发笑，但是它对于色情主义是非常有效的。在第三个时间——让自己成为彼者欲望的客体，这是在性欲的构造中，是非常重要的。注意到，在实际的性行为中是没有色情主义的，所谓的色情主义是幻想的。，，，，，，如果没有一个性化了的存在的同一性的构造，那么第三个时间就是灾难性的，就是“倒错”。第三个时间——让自己成为彼者欲望的客体，实际上就是幻想的时刻。而在癔症的辞说中，为什么要讲被切分的主体放在前面，是因为主体始终觉得自己是无法获得满足的，他始终都是，，，，，，，，，，，，在俄狄浦斯框架中的时候，正是他父亲死亡的时候。正是这样，因为这个被切分的主体始终处在不满足的状态，因此他就要通过癔症和分析家的辞说，来找到自己欲望的原因——a，那么在分析家辞说中，a就成了分析的动机，，，，，，为什么他形成了一个，，，，，，，，

癔症作为一个严重的症状，准确来说，逻辑是：我是彼者欲望的控制者，但是我是不满足的。经常严重的癔症会导致一个严重的抑郁。这个时候，冲动——如同——我们要分成三个阶段：主动性、被动性、过渡性。而这个过渡的阶段是被拉康幻想的公式表达的。这种不满足性，是通过对彼者的抱怨表达出来的，比如杜拉对父亲就有很多的抱怨，她记得童年期，当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就住在别人家里，她父亲表面上很照顾家人，实际上却是要诱惑照顾杜拉一家的女人，杜拉对此很有抱怨。这个时候如果弗洛伊德不是给予一个解释，而是做一个绕舌的回应，比如“你说的很有道理，你的，，，，，”，我们将这个话称为绕舌，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这么说，而是沉默，，，，，，，，，，这个话不是分析家说，而是你要自己说。这个时候沉默是一个分析者言说的条件，而不是一个纯空的东西。这个时候因为弗洛伊德的沉默，杜拉就会说下去，果然，接下来的一次，，，，，她在K先生的家里照料他的孩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料的目的就是和父亲一样，是为了诱惑K先生。弗洛伊德将这个现象称为“投射”，所谓投射就是把自己的欲望投到彼者身上，，，，，，，，现在在中国、法国、巴西，再也没有父亲，如果我们说：你说得对。这个时候就是绕舌，而没有精神分析了。我们根据上面分析的两个片断，我们可以定义杜拉的情况：她自己要让K先生看到，自己是一个好母亲。她的欲望是，要和父亲有一个孩子，同时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母亲。当我说，因为杜拉 正好是处在青少年期，她是一个少女，这个时候母亲不再是童年期的母亲了，不是一个，，，，，，，，，，而是一个和另一个男人有性交易的母亲了，所以这个，，，，，这样一个第三个时间——让吃、让看、让听，它表达的是欲望的位置。而对于青少年期的欲望的位置来说，仍然是他认同于男人或者女人。而在这个时候，活着的言在的大彼者不是尸体，而是祖宗，也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图腾与禁忌。如果说是尸体，就是，，的状态，因此不是尸体，而是祖宗。而对于这样一个大彼者，它既是活着的，也是言在的，也是性化的，这就是青少年的问题。所谓性化的大彼者，就是性的法则。

现在，如果我们用生物学的男女标志来讨论男女，XX是女人，XY是男人，，，，，，，，，，，，，，，，，，，，，，，但是最后，同样的，所有的非XX≠所有的XY，这个陈述是假的。在古代的社会，比如中国男耕女织的社会，我们有很好的区分，男人种田，女人织布，是很好的区分了的，那么就是第一个陈述，，，，，，但是在现在社会就遇到了问题，比如古代，男人读书，女人不能读书，现在都读书上学了，，，，，，，，男女都具有共同的读书的行为。也就是提出了问题：在原来传统的社会中，男女如同染色体一样是区分开了的，，，，，，，在拉康的公式中，客体小a是没有被性别化了的，，，，，，因此是没有性别化了，也就是在无意识的水平中，没有一个区分男女性的表象——如同弗洛伊德所说的，没有死亡的表象，因此就需要主体去构造一个男女区分的表象，而这样一个任务就是青少年期的任务。

因为我们说了，青少年需要一个性别化的构造，但是这个构造是以一个非性别化的幻想为基础的，，，，，，她开着摩托车来撞我，我叫了一声。如果我仅仅解释，我认同于梦中的我，我会作出一个性幻想的虐待，如果这样，分析就不能向前走，，，，，，，这个叫声是呼唤失掉的主体。如果这样解释，分析就会向前大大的走一步。

从刚才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一个性别化的例子是以，，，，，，，，，，，和生物学的公式是有区别的，，，，，上面的推论并不蕴涵着：所有的非男性等于非男性，所有的非女性等于非女性。，，，，，，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对问题的分析以后，我们就说到了所谓心理戏剧的问题的方法。

首先我们有五个治疗者：一个导演，一个观察者，至少，，，，，，，，，，如果，，，，这样一种少年本身就是一个空，其它的客体也是空，那么我们需要治疗者来扮演，，，，，，建立起这样一个基本的和幻想、客体的，，，，，，，，，他们的问题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他们可以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当我们问青少年愿意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他们经常说：他们想出去玩，但是父母不同意；他想和别人约会，但是父母不同意；或者他处在一个考前焦虑的状态中，他想演的戏剧的主题都是和过渡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必须理解的是，一方面，这样一个关系——对幻想客体认同的关系，是一个基础，但是在幻想的认同中，没有一个男人女人，性别化的问题，如果他要构成男人女人的欲望，他又要借助最早期的认同来实现，也就是要让他从无性别化的幻想过渡到性别化的幻想中。所谓的性别化的幻想，就是让看、让听，也就是说，，，，，，而不是早期的彼者，还没有被性别化的彼者，，，，，，，

作业题目：青少年：性化&死亡

——关于青少年的一个可能的精神分析治疗

问：在青少年中有很多的被视的焦虑，那么怎样放在今天讲的三个时刻中呢？

当然这个被看的焦虑显然是应该被纳入到三个时刻中来讨论的，这个被看的焦虑直接的描述就是：我，，，，，，，，，他看到一个东西是不应该看的，，，究竟在实际生活中有没有这个事件是其次的，，，，，，这个彼者并不是始终能够满足我们的请求和欲望的。所谓的被看，是彼者的目光，，，，，，对我还是坏，这是不清楚的。在拉康的11个《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讨论班中，，，，，，，，一个渔父在吊沙丁鱼，他发现这个沙丁鱼在看他，，，，，，在这个情况下，彼者的目光对于自己来说始终是不清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存在这个焦虑，也有第三个时刻的因素，他怕被看，实际上他做了很多行动来让被看，，，，，，，，，，重要的是彼者始终是缺在，而这个缺在始终没有满足自己的欲望，应该抓住这一点。

我想起在中国，同时在日本，这个“面子”是很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人们关注面子，不是一个文化的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这也是青少年的问题，这个面子不是一个，，，，，他处在从儿童到成人的过渡，，，，，这个认同是被别人承认的认同，，，，，，正是这样，这个心理剧对孩子就很重要，一方面他演的时候，他被其它演员看，，，，同时所有的活动能够被翻译成语言，他有一个去视觉化的过程。这对青少年是非常重要的。

问：通过最后一个逻辑的陈述我们是否能很好的理解同性恋？

关于这个问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来，这个性别化的过程是，，，，，，就意味着最早期的享乐的剩余，那么这个享乐的剩余是没有被性别化的，，，，，，，对于一个女性的同性恋来说，她的伙伴可能是她的镜像；而对于男性的同性恋来说，他可能是为了证实，他的身体是和母亲一样的身体还是，，，，，，，那么你想说的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同性恋？（请讲一下女性的吧。）

关于女性同性恋的问题，首先，她是分成两个基本的形象：最初的，，，，第二个是最初性别化了的身体。精神分析是对幻想的分析，而不是对行为的分析。，，，，，，不是她行为的重要性，而是她的幻想，之所以要父亲的在场，是因为她试图通过和一个女士的行为来诱惑父亲。也就是说存在着，她试图和母亲的身体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女性的形象，没有通过石祖的定义来获得界限，第二个是和母亲的融合，这两者是不同的。

问：爸爸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精神分析的父亲是抽象的，那么我想问，精神分析的父亲是不是有符号的、想象的、还有符号与想象之间矛盾的父亲？

我非常感动，对于你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来理解精神分析的父亲，同时你在家里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女儿，为你父亲做了很多的事情。你的问题表达了在中国的儒家“孝道”的概念，非常好。

就是说，三点结的拓扑模型，不是一个无意识的模型，而是一个人类经验的模型，同时另外一个混淆，就是不要把被压抑的东西和没有被压抑的东西之间的混淆。父亲是没有被压抑的，压抑的是对父亲乱伦的欲望，因此要区分，被压抑的才是无意识。无意识指示着欲望和冲动。

（如果把孩子换成女儿，她是不是与父亲也有乱伦的禁忌？这个禁止来自于母亲，这个母亲是不是也不是全能的？在俄狄浦斯神话中，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倒推？）

首先要理解，不是在家庭中具体的人。问题稍微有点复杂，在中国有一个对称的阴和阳，而在生命的早期，是不对称的：，，，，话语的规则就是一个游戏的规则，就是在母亲和孩子之间有一个距离，是不能粘在一起，，，，，，，在这个幻想中，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在幻想中，他都投射到父亲。这里有一个不对称性，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和母亲是粘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实际生活中有一个父亲，于是孩子就投射，，，，，，，，，，，，，，，，，，，，，，，，，，，，，，，，，，，，，，

问：在语言中，我们只有男人骂母亲，而女人没有只有借助男人的话语来表达，在文化中，没有一个女性的地位，我想这也是女性主义起不来的原因。

在一个社会的平面上，不管是法国、中国还是巴西，女性的位置比较低，，，，，，，一定要区分共同的语言和每一个分析者独特的语言。

我在这里差不多渡过了15天，10天的讨论班，还有一些共同的讨论，我都感觉到我被大家很好的接待，我也觉得非常的愉快，这段经历是我永生难忘的，我希望在圣诞节晚会上再次和大家见面。

一致性沟通模型

加拿大HAVEN心理学院的一致性沟通模型

——《懂得爱》

此模型又被称为亲密关系沟通模型，其实是深度沟通模型，不仅可用于夫妻关系沟通，也可灵活用于很多沟通场合。如果学会这种沟通模型，将会受益菲浅,而脉络情境（背景）

每次你进入一个新的情境时，都带着一份以过去经验（包括最近及遥远的过去）所建立的脉络情境。因此，你并非清新的进入新情境；你根据曾有的经验把新情境染上了色彩。例如，假如你过了很糟糕的一天而感觉很烦躁，若遇见了陌生人，你会以一种很烦躁的心理架构去跟他互动。相反的，如果你觉得轻松愉快，即使遇到困难的问题，你也会以正面的心态去面对。

脉络情境是指当下的情境可以投射于其上的背景或是基质。因此，一个人若能定期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明白自己的脉络情境，是很有益的。人不该视脉络情境为理所当然，它是会转换与改变的。眼睛闭上一会儿，省视自己的思想与感受，能让你对自己目前的背景有印象。当你观察自己的思维并注意自己的感受时，你会发现那些被视为琐碎的体验--一些反复的思维、或是似乎莫名所以的模糊的情绪。注意，它们会替你的新情境染色。事实上，脉络情境甚至会帮你从无限的知觉范畴中，选择你会注意到的事物。

知觉（五官）

当你张开眼睛观察另外一个人，你就开始吸收有关这个人的种种资料了，如果你不打算与他沟通，而只想留下这个人的全面印象，你就会用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观察他，就好像在美术馆欣赏一座雕像似的。你可以透过自己的感官--看、听、闻、尝、触，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内就吸收到数百万的讯息。虽然大部份是潜意识在运作，但是你确实能如此迅速的吸收那么广泛的讯息。有趣的是，这几百万项数据，没有一项具有任何的意义––他们纯粹是刺激神经系统的结果，而你的大脑只会以新鲜的感官数据--形状、颜色、质地、气味及声音来体验。

 

请注意，这些都只是印象--一缕香味，一些细微的声音，对方脸上的一抹表情。这些知觉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为了更了解我们的世界，我们无意识的在这数百万的数据上做工，为的是要使这些数据有意义––我们会进行解释的心理运作。知觉是感官的，解释则是赋予意义的心理运作。

解释（赋予意义）

观察一个对象时，你会看到他的坐姿、肤色、双手放的位置、服装的颜色及式样、饰物、皮肤的状况、发型等等。由这些印象，你会统合出一个整体的画面，这就是你的解释了。现在，很重要的是要明白自己的解释并非正确无误--它只是根据你的观察所做的最佳猜测。这些解释帮助你把透过感官所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变得容易理解。虽然这些解释不「正确」，但也绝非「错误」。这只是你了解这些信息的方法。

一个人要常常和别人核对，看看对方是不是同意你的解释。我们不可能同时又对又错的，不论如何，我可以跟你印证一下我对你的看法，是不是跟你对自己的看法相符合。注意，就是对方同意我的看法，也不代表我正确，只代表我们的意见相同；如果你的意见不同，也不是代表我错误，只是我们意见不同。当双方的解释有所不同时，我们并不需要互相赞同，相反的，我们可以对彼此的观点不同感到好奇，对自己或彼此都能有更进一步的学习。这种无所谓对错与好奇的心态，使一个人能敞开来继续学习，若是把它僵化为谁是谁非时，就阻止了学习。

 

我们常常会用下面的例句来表达自己的解释：

*「我『解释』你是个仁慈的人。」

*「我『相信』你是诚实的。」

*「我『想』你很害羞。」

*「我『假设』这对你是很困难的。」

*「我『想象』你很不舒服。」

*「我『判断』你很努力的要沟通。」

*「我『推测』你在想别的事情。」

*「我『幻想』你感觉很年轻。」

解释是一种涉及思考的心理的运作，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是把解释与感觉相混淆了。「我『感觉』你、、、」根本不是描述感觉；而是「我『认为』你、、、」的错误表达。

很多人害怕表达自己的解释，因为批判别人一直被看做是一种负面的表达。其实，批判（解释）只是你把数据合理化的一个方式，为的是要更深刻的认识对方。批判并不见得代表排斥；事实上，批判只是把杂乱的数据加以区分而产生意义而已。种种的感觉都是透过这些解释而产生的：你的感官如何解释这些数据，促使你决定接近对方或是远离对方。

 

感觉

由于你所做的解释，你才发展出感觉来。感觉是跟血流与能量变动有关的身体的经验。基本上感觉分两种：正面与负面。

正面的感觉时，体内血管会扩张，一种温暖的感受与身体舒适的感觉随之而来。当你知觉到这种种正面的感情时，你会觉得想接近使你有这些感受的对方，你会想用下面的这些话来传达你正面的感受：「我喜欢你，」「我被你吸引，」「我想接近你，」「我跟你在一起很舒服，」「我觉得跟你很亲近，」「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温暖，」「我爱你」。整体的经验是觉得亲密而舒服的，并且有接近对方的欲望。

 

负面的感觉时，体内的血管会收缩，然后会觉得紧张、不舒服、冷漠、有想要退避的欲望。你可能用下列的句子表示负面的感受：「跟你在一起不太舒服，」「我不喜欢你，」「我觉得跟你很疏远，」「我被你排斥，」「我怕你，」「我恨你，」或是「我想离你远远的。」整体的感受是疏远、冷漠及排斥的感觉。

注意，负面的感受并不表示对方是坏人或者是错误；它只单纯反映出有负面感觉的人内在的批判，他经验到想要离开的欲望。例如，今天早上选定外出服时，你排除了衣橱中所有其他的衣服；选择巧克力冰淇淋时，你排除了其他的口味。因此，正负面的感觉，跟选择与评价有关，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对方的价值，只是反映出有这些感受的人内在评价的过程。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自己的感觉完全是建立在自己的脉络情境（背景）及解释上。同一份知觉，可以因为不同的脉络情境解释而染上不同的色彩，任何知觉都可能有正面或负面的感觉。譬如，一个大汉拿着一把刀子，我们可以对这个景像作种种不同的解释，如果有人把它解释为具有威胁性的凶手，他就会有负面的感觉而想逃走。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把它解释为大厨师正要剁烤牛肉，这个人可能会接近大厨师以便拿到第一片烤牛肉；所以，「感觉」是由知觉的解释来决定的。

 

意图

意图是在意识状态下运用意志把你的感觉转化为行动。每一个知觉解释感受的情结，都有可能发展成你想怎么做的企图。你不必听从自己的感受；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决定的行动也可能与感受相反。比如你被一个人所吸引，但是决定不追随这个吸引力，因为你对既有的关系已经有了承诺。同样的，你也许害怕某一个人，却决定接近这个人去谈谈你的害怕，而不是听从你的感受而退缩。所以，在任何的状况中你都能有所学习，不论你是否跟随你的感受。

 

同时，你应该随时准备好在对话时问别人：「你告诉我这些的意图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升了接触的层次，把普通的思想交流转化为深层义理的沟通。例如，如果一个人表达愤怒时，是企图厘清现况而可以跟你更接近，那么你可能会有兴趣留下来面对他的愤怒；不过，如果他纯粹是企图威吓或控制你，你就会不想理他。澄清意图能使沟通达到前所未有的更深的层次。

 

行动

一旦你清楚了自己的知觉、解释、感觉和意图之后，付诸行动的决定就会简单明了了，并且会更有效的去执行。有了这样的驾驭能力，你就更能为自己负责，你的内在力量也会不断的增长。这时你会体会到，自己是如何不停的造就了你自身的存在。这么一来，你就有可能永无止境的成长、扩展与转化。

虽然我们所描述的这些沟通现象似乎是直线连续的形式，但是它们通常却是同时产生的。于是，在沟通时不必一定要照着上面的顺序。我们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然后觉察当时产生的所有相关的元素。比如说有些人很清处他们的解释是什么，于是要去找找感受为何，有的人会很容易就知道自己是何感受，却不明白这到底作何解释。沟通过程中的元素是混合在一起的，就好像各种食物煮在汤里时是一样的。没有所谓正确的顺序。只要开始，描述给你的对象知道你此刻所找到的元素！（此文是来源于海文的《新生命手册》一书，在《懂得爱》一书中亦有解释）

 

 

一、知觉（五官）：

我看到、听到、尝到、嗅到、触摸……

1、通过五官，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就能接收成千上万的讯息（大部分在潜意识中运作）。

2、这些讯息只是神经系统受到刺激的结果，不具有任何意义，是未经处理的感官资料：形状、颜色、质地、气味、声音。

3、感官产生的知觉本身没有任何特殊意义，要经过大脑的解释才会赋予意义。

二、解释（赋予意义）：

我的信念、假设、解读、想象、幻想、判断、猜测、思考……

1、解释无关对错，而是一个人了解讯息的方式。

2、我们需要常常核对彼此的看法，如果双方的解释一样，不表示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只是表示意见相同；

3、如果双方的解释不同，也不表示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只是表示意见不同；

4、这时可以对彼此的看法、观点产生好奇，而有进一步的学习。

5、非关对错的好奇态度，使人能敞开心胸来了解彼此，继续学习；如果坚持分辨谁对谁错，就会妨碍双方的了解，阻止了学习。

6、解释是与思考有关的心理运作，一般人常犯的错误就是混淆了解释和感受，比如“我觉得你如何如何”，其实不是描述感觉，而是在说“我认为你如何如何”。

7、很多人害怕表达自己的解释，因为评断或判断别人一直被看作是负面的行为。

8、其实，判断（解释）并不代表排斥，只是你把数据合理化的一个方式，是把杂乱的数据加以区分而产生意义而已，为的是要更深刻地认识对方。

9、你的感官如何解释这些数据，促使你接近还是远离对方。

 

三、感受：

正向——喜欢、爱、敞开、温暖、吸引、舒服、靠近

负向——讨厌、恨、封闭、冷漠、排斥、不安、远离

 

1、由于你所做的解释，你才发展出感觉来。

2、感受是身体的经验，和血流与能量的变动有关。

3、正向感受的身体经验是血管扩张，伴随温暖和舒适的感觉，而想接近对方；“我喜欢你”、“我被你吸引”、“我想接近你”、“我跟你在一起很舒服”、“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温暖”、“我爱你”。

4、负向感受的身体经验是血管收缩，有紧张、不舒服、不安的感觉，想要避开对方。“跟你在一起不太舒服”、“我不喜欢你”、“我觉得跟你很有距离”、“我被你排斥”、“我怕你”、“我恨你”、“我想离你远远的”。

5、负向感受不表示对方是坏人或谁有错，而是反映自己内在的评价过程，经验到想要离开的欲望。

6、所以正向和负向的感受并不能真实反映对方的价值，而是和自己的选择与评价有关。

7、感受完全是根据自己的脉络情境（背景）和解释而来的。

 

核对（checking out）：

 

1、与人核对是指分享自己的经验,并询问对方的观点，看看对方是不是同意你的解释，而不是假定别人有何想法。

2、启动核对过程的人要表达自己的知觉、解释和感受，然后请对方说出自己相应的知觉、解释和感受。

3、核对需要好奇心，并体认伴侣对同一件事很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4、发展亲密关系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就是核对彼此的印象。

5、在僵化的物化态度中，很容易一直用自己的偏见和经验看对方，没有和对方核对就认为自己知道对方的经验。

6、如果没有询问别人的观点，常常得不到较多有用的资讯。

7、没有核对了自己的假设时，就会一直留在浪漫期和权力争夺期的限制中。

8、确实核对自己的假设时，就是邀请对方进行对话，可以带来亲密的分享和更多的整合。

1、简化成三段式沟通：

“我看/听到。。。我的解读是。。。我的感受是。。。。

与你核对一下：你同意我的解读吗？”

2、三段式沟通主张用“我信息”表达，是“我。。。”而不是“你。。。”

3、好奇心！与对方去核对。有些人很容易将自己的判断认为就是事实，批评指责对方，或要对方承认／接受，或说服对方改变。这容易引起对方的抗拒。

4、感受的不敏感，尤其是男士或超理性的女士，很难触到自己的感受，更难以表达。

感受是指“我内在的体验，皮肤以内的。。。刚练习时，可以找一些形容词来对号入座，或是看看“喜、怒、悲、惧、忧、思、惊”比较贴近哪一个。

5、感受可以包括这三类：

（1）身体的经验：放松 紧张

（2）内心的经验：喜、怒、悲、惧、忧、思、惊

（3）与对方的心理距离：靠近 吸引 疏远排斥有距离

6、人无意识中会证明自己是对的，会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沟通模式的意义在于：有意识的分享我看到/听到的，我的认为的，我自己正在发生的，没有对或错，平等的基础上，表达自己，呈现自己的内在，也邀请对方表达他/她的现实。

 

 

练习过程容易出现的情况：

1、没有用“我信息”，例如：

你信息： “你刚才说……”（×）

我信息： “我听到你刚才说……”（√）

2、“解读”与“感受”混淆，将大脑中的“解读”当成身体上的“感受”。

“我觉得你如何如何”（×）

“我认为你如何如何”。（√）

3、感受是指你自己内在的体验，它与自己的解读有关，是自己生起的，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能说你感受到的别人的感受。

“你给我的感受是……”，“你让我觉得……”（×）

“我的感受是……”，“我觉得……”（√）

“我感觉你很不舒服……”（×）

“我感觉很不舒服……”（√）